达士岭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公共住宅，甫一问世就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图/姚忆江
走出丹戎巴葛地铁站，一股混合了咖啡、熟食、果汁的温暖气味飘入鼻翼，抚慰着饱受地下冷气折磨的黏膜。
这里是多元的、中西融合的新加坡。中英文夹杂的店铺招牌下，有Bistro小酒馆、咖喱饭，也有潮州菜。热带岛国的风貌在眼前徐徐展开，无时无刻提醒着远方来客。
这里距离牛车水（新加坡唐人街）不远，地铁对街就是一排漂亮的骑楼，下方廊柱高挑、错落挺立，上方一扇扇百叶窗整齐排列，搭配有圆拱窗楣和花瓣式窗托。
百年前，惧怕热带阳光的英国殖民者把外廊式骑楼引入新加坡，而下南洋的中国工匠们将其改造后又传回了家乡，在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常常看到骑楼的异国姊妹。
古典骑楼之后，是一片造型奇特的摩天大厦，常常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远望。
千百个凸出的窗格挤在大厦外立面上，宛如流动的漩涡。曲折的连廊在空中蜿蜒，连接起七栋大厦，隐约可见墨绿色的热带植物点缀其间——达士岭组屋是新加坡最具有明星气质的公共住宅，甫一问世就创下多个世界之最。诸如世界最高的公共房屋、世界最长的空中花园等。只需要6新币，普通游客都有机会登上观光电梯，把鱼尾狮、金沙酒店等滨海湾美景尽收眼底。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英国作家尼古拉斯·沃尔顿(Nicholas Walton)在《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写道。
“许多人以为新加坡组屋是廉价住房，这是一个误区。”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司前司长许麟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加坡政府兴建组屋质量与私营住房相差无几，只是价格更加亲民，这是新加坡成功避免公共住房区变为贫困社区的原因之一。
明星组屋
“达士岭组屋容积率近9.0，即达到了九倍建筑面积。”
2010年8月8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达士岭组屋52楼的观景廊上，发表了年度国庆致辞。那年，正值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新加坡举办。
他说，希望外国人来到新加坡时，可以欣赏到滨海湾美丽的风景线、崭新的市中心和高质量的组屋，包括“我现在所处的达士岭组屋”。
此前一年，李显龙在公开演讲中已经点名了这座明星组屋，当时它即将迎来竣工。他手拿一张照片特意强调，“这是一张照片，而不是电脑制图。这所建筑将于年底竣工，它将是新加坡最高、我认为最有价值的HDB组屋。”
HDB全称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下称建屋局），致力于为新加坡人提供可负担的公共住宅。六十多年过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建造了超过130万个组屋单位，散布在全岛24个市镇。达士岭组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
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的沙盘模型中，可以看到达士岭组屋超高层住宅的等比例微缩全貌。图/毛淑杰
南方周末记者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的沙盘模型中，看到了这座超高层住宅的等比例微缩全貌。七座大厦曲折排列，顶部俯瞰宛如北斗七星，又像一把勺子。在每栋大楼的26层与50层，分别有空中连桥彼此相连。
“达士岭组屋容积率接近9.0，也就是说在非常小的地块范围内，达到了九倍的建筑面积。”新加坡建筑学者赵秀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达士岭组屋英文全称为ThePinnacle@Duxton（“峰顶@达士岭”），位于新加坡市中心广东名路1号。
这里是新加坡的商业中心，地处新加坡丹戎巴葛街区，摩天大楼林立。距离新加坡地标建筑、新加坡唯一超过280米的国浩大厦不足1公里。而那里的顶层豪华公寓在2019年曾卖出4300万英镑的天价。
达士岭组屋系始建于1963年首批老式组屋的旧址重建。2001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国庆演讲时宣布这一消息，“居民无需搬迁到新城镇即可享受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展现了新加坡政府振兴老旧城区的决心。
据公开披露设计资料，达士岭组屋占地2.5公顷，共有1848套公寓。区域内还包括美食广场、托儿中心、篮球场和慢跑道等设施，十分便利。这也符合了这一公共住房设计的初衷。
达士岭组屋甫一问世就受到各方追捧。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2002年5月刊文评价，“这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未来”。申请截止日，建屋局收到了近5000份申请，是可用公寓数量的两倍多。而中标者被称为“堪比中乐透大奖”的幸运儿。
“组屋并不代表廉价和生活环境差，相反，新加坡组屋的环境和生活品质非常高，甚至在有些领域带有突破性。”赵秀玲表示，“比如达士岭组屋就是新加坡首个达到50层的组屋建筑，再如有些组屋采取气动式废物收集系统，实现全程垃圾不落地、闭环处理。近年来，新加坡推出的新型组屋项目，与私人商业公寓的差异逐渐变小。”
许麟济介绍，为确保组屋政策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建设方的新加坡建屋局也是政府下辖单位，有政府财政托底。这保证了组屋建成后以成本价销售给居民。
通常情况下，新加坡政府组屋的价格约是同等规模私人公寓的三分之一。例如，非核心地段的一套90平方米的组屋，售价约为四五十万新币，而同样地段的私人公寓可能要卖到120万至135万新币。
此外，新加坡施行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位新加坡工人和雇主都会按比例将薪水的一部分存入公积金账户，这笔储蓄不仅是退休保障，也可以用来支付购房款。这帮助更多工人有能力购买政府提供的组屋。
“通过降低土地成本和中央公积金支持，大多数新加坡居民可以拥有自己的高品质住房。”许麟济说。
居民的一笔资产
每个新加坡人都手握两张住房“彩票”。
2000年初，梁家欣从中国广东来到新加坡上学，毕业后觅得良人结婚生子，就此安定下来。
作为新移民，她也受益于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在2018年和丈夫申请了一套高性价比组屋。在她看来，组屋是新加坡政府给到公民的一项福利。“每个新加坡公民，从出生那天起，就手握两张住房‘彩票’。”
梁家欣的家位于加冷地铁站附近，只需几站路就能到达新加坡中央商务区。这里是一栋高层组屋的28层，窗外视野开阔。同地段的私营公寓至少两三百万新币，是梁家欣家房屋的4-5倍。除了首付外，每月的房贷主要由公积金支付，“基本上等于不掏钱。”
通过组屋政策，新移民梁家欣和丈夫购买了一套高性价比住宅。从窗户望去，视野开阔。受访者供图。
梁家欣的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在组屋中出生、长大。新加坡规定，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两套组屋。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家庭原有的一套组屋，只剩下一个组屋名额。孩子出生后，老屋的空间愈发狭小。于是他们决定用掉名额，申请一套新组屋。
梁家欣回忆，当时建屋局推出了多套当季组屋，而这套房屋地段很好，刚推出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选房前，购房者要先登录建屋局官网，验证公民身份信息，再付十几块新币，就可参与房屋抽签。如果抽中了，那很幸运，建屋局会发邮件通知中签人的号码。如果抽不中，抽签费不退，名额也不占用。
排名是随机的，但抽到靠前的号码可以优先选房。梁家欣夫妻当时在约300套房子里，抽到了23号，“非常幸运”。
收楼时，厨房和卫生间已预先做好了装修。梁家欣不喜欢那种整齐排列的白色小瓷砖，但限于政府规定，只能在原来地面上重铺一层。“据说是为了确保防水层稳固，业主入住后，三年内不能敲掉原有的装修。”梁家欣说。
如今，梁家欣新家的厨房和卫生间比客厅高出了约一厘米。不过，在入住新屋的巨大喜悦面前，地砖带来的小小烦恼简直不值一提。
除了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外，组屋也是居民的一笔资产。
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6月3日刊文指出，组屋是给新加坡公民的一种“原始股”。即新加坡经济增长会带动房地产价格同步上涨，转售后依照市场定价的组屋也水涨船高。此外，乐龄人士可以把大组屋卖出，换成小组屋，现金盈余可以用于养老；也可以把个别房间出租，补充日常开销。
通过组屋，“最普通的拥屋者也能从中共享经济果实”。
梁家欣也提到，如果不出意外，房屋满五年后，自己也准备卖掉这套房屋。
“最近我们附近有一套同户型的旧组屋卖到了110-120万新币的价位，我们这套房龄更新，未来只会卖得更高，不会更低。”
只是，房屋涨价后，梁家欣也要以高成本再次购入新住房。她坦陈，“人总是要住房子的，贵卖也意味要贵买，所以，组屋始终还是一套福利房。毕竟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几套组屋。”
居者有其屋
“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人都应该有一个家”
回顾新加坡公共住房的起点，不得不提到63年前的那场大火。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依然保存着那场火灾的诸多影像资料。其中，华人面孔的小男孩茫然无助地站在灾后废墟中的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记载，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发生熊熊大火，烧毁了约16000名居民的房屋，夺走了4人的生命。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之一——报纸图片显示，“黑烟笼罩天空，遮蔽了太阳”。总共有40公顷的贫民窟被烧毁，面积约为56个足球场大小。
新加坡华人李祖民生于1948年，是新加坡的第二代移民，祖籍广东潮汕。河水山大火发生时，他正在上中学，从报章上看到火灾的消息。“那是一个居民区，有很多木质的房屋、板屋。”幸运的是，他和家人居住在后港华人区，并没有受到这场火灾波及。
1961年9月23日，李光耀出席河水山村建屋局公寓开幕仪式，宣布在河水山住宅区开放904套一房室的公共住房，供灾民租用。这场毁灭性的大火，显示了牢固、现代化住宅的必要性，标志着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的转折点。
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分裂严重，只有约20%的人口拥有住房。李光耀意识到，要让国民安定下来并支持国家建设，必须解决住房问题。而这一思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居者有其屋”理念不谋而合。
在李光耀团队的主推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从196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公共住宅建设，鼓励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房屋。
每当新建成组屋发布时，登记购买公寓的新加坡人必须参加抽签。过去没有电脑抽签系统，采取的是现场抽签，由区域议员主持。历史影像资料中，长约数米的巨大横幅挂在建成的组屋外墙上，上面用中英文书写着，“居者有其屋”（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景象颇为壮观。
“组屋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住房福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新加坡城市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许麟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组屋的建设和管理，尤其是在新加坡独立后的早期阶段，这一政策对稳定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认为，拥有住房不仅能为民众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还能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大大增强。”许麟济说。
正如李光耀本人在2010年新加坡国际住屋对话会上所说，“如果他们自己住在码头，却要去保卫老板们住的大房子，这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人都应该有一个家。每个家庭都要有他们要保卫的东西。”
新加坡建屋局会议大厅里，挂着华人书法家潘受的一幅作品。上面写着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千年前忧国忧民者的宏愿，在今天的新加坡，一定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经过六十余年的努力，新加坡近六百万人口中，超过八成的居民拥有住宅，居住面积宽敞，室内设备齐全。2001年8月8日，李光耀在公开讲话中回顾新加坡组屋的历史。
他说，“在1960年代，拥有房屋的社会只是我眼中的一丝光芒。今天，在国庆36周年之际，它已成为现实。公共住房的成功是现代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