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指出，少年曾经要避开吕伟添的纠缠，但对方死缠烂打，并不罢休，他给少年的选择是：不是杀人，便是被杀！
除此，整个被游说杀妻的过程如此复杂曲折，要不是少年亲身经历过，根本无法捏造出来，少年甚至坦白得没有说出对他本身有利的供词。
伏法
少年最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刑罚原本是死刑，但因他未满18岁，因此逃过鬼门关。郑永光下令将他拘禁，等候总统发落。根据当年的法律规定，拘禁期是10年到20年。
少年的家属婉拒报界访问。他们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对少年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会想念少年，会给他支持，等着他回家。
（吕伟添。图源：新加坡警察部队Joyce Lim）
吕伟添则判处了死刑，他闻判后，先是苦笑，后来又回复他一路来的“招牌”笑容——满不在乎的冷笑！
2002年，上诉失败后，吕伟添上绞台正法，他临终前告诉代表律师苏峇士，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女儿。
15岁少年现在怎样了 2002年12月13日清晨6时，吕伟添被正法。
犯下杀人罪的少年犯案时未满18岁，媒体不能刊登他的身份；为了保护被告，法庭文件中以“Z少年”为代号。
Z少年侥幸逃过死刑，被无限期拘禁，等待总统发落。第一次申请总统特赦，于2013年被驳回。
2017年11月，律师再次向总统提呈特赦请愿书。Z少年终于在2018年11月2日获得哈莉玛总统批准，结束17年铁窗生涯，恢复自由身，当时他已32岁。
Z少年两次请求特赦最终获准，可说是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案例。
新加坡司法小科普
依据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令（Republic of Singapore Independent Act），总统持有特赦权，可以在征询内阁的意见后，赦免被告的部分或全部刑罚。总统行使这项特权的决定，法庭是无权过问的。
恳求特赦的请愿书通常由代表律师准备，详述被告的身世背景以及特殊情况，并且附上被告亲友的求情书，然后呈交总统府。总统接到请愿书后，先征询总检察长的意见，并且咨询内阁后再作出决定，最后将决定通知被告的代表律师。
总统发出特赦令是一种宽厚开恩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被告的特殊情况，基于对被告的同情，发出特赦令，因此，这特殊因素，必须非常充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除此，被告的健康状况，年龄、以及在涉及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或者被告在服刑期间，不幸患了绝症，或“家变”等，都可列为请求特赦的理由。
当然，被告本身必须在狱中行为良好，比如进修成绩杰出，而且决意痛改前非，才有“酌情处理”的机会。表面看来，任何被告都可要求特赦，但是，请求特赦成功的被告少之又少。
从新加坡独立到2001年，只有10名犯人获得总统特赦；当中以贩毒案和谋杀案的被告居多，单就贩毒案来说，只有两名女毒贩获得特赦，可也并非无罪获释，而是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这10人当中，服刑最短的是7年，最长的是26年，目前还在等待总统发落，命运与生死未卜的少过20人。
此案案情曲折，当年在庭之时，不少公众急欲“看看”主谋和“少年杀手”的真面目，宁愿排几个小时队，挤入法庭旁听。
值得反思的是：吕伟添原本联系了四个少年，悬赏谋杀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妻子，四少年因害怕临阵退缩；吕伟添找到Z，游说他接受“赏金”，还买刀给Z，教他如何下手。
吕伟添这个“惊人阴谋”，是他和这群少年共守的秘密，竟然没有一个少年想过要将事情转告大人，这是因为新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抑或父母比不上朋友来得更亲？家庭再也不是安乐窝？
Z如今应该30多岁了，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和把握这个“再生”的机会，走回正途。
作者
何盈，原籍广东大埔，端蒙中学高中毕业，工余考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 1970年进报界，采访意外、犯罪、警务及突发新闻近30年，曾任《联合早报》副采访主任、副编辑主任，曾获选赴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及印尼等地，参加研修课程与实地采访。现为自由撰稿人。
已出版著作多本，包括《法网难逃》《杀童血魔》《警匪喋血》《悬案疑云》《说黑道白》等。 (作者/何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