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正在考虑一项可能影响一代人的举措：通过立法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莉明8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政府计划在明年初推出相关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为青少年用户推出更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其中可能包括设定每日使用时长限制。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防沉迷”升级。在AI推送、算法推荐和无限滚动已经成为平台标配的时代，新加坡正在试图回答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当社交媒体被设计成“让人上瘾”时，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三小时，一条看不见的“红线”
图源：CNA
杨莉明在采访中提到了一组数据：15至17岁的用户中，三分之一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三个小时；而在10至24岁年龄段中，每六人就有一人表现出社交媒体使用问题。
她说得很直白：“三个小时有点太长了。应该更短一些。”那多短算短？目前还没有定论。
她以Meta在美国和解协议中同意的“每天最多使用两小时”作为参考，但强调不存在“神奇数字”——“59分钟就非常安全，61分钟就非常不安全”的逻辑并不成立。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分钟数，而是向用户传递一个信号：你的注意力应该被重新分配。
这是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做法：用政策引导行为，但不追求一刀切的完美。
一纸“自我声明”，终究挡不住算法
图源：脸书
目前，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将最低使用年龄设为13岁，但验证方式主要依赖用户自行申报。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已经点出这个问题：“自我申报远远不够。”
杨莉明在采访中透露了新立法的两个关键方向：
第一，要求平台采用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 政府已经要求应用商店实施年龄保证措施，包括三种方法——年龄估算（利用用户信息推测）、年龄推断（利用类似信息）、年龄验证（根据官方记录核对）。社交媒体平台将面临类似要求。
第二，不遵守规定的平台，可能面临“最低访问年龄提高至18岁”的惩罚。 这实际上是把合规压力直接转嫁给了平台——要么加强保护，要么失去整个青少年用户群体。
杨莉明也承认，更严格的验证会带来“不便”——可能需要多次验证、可能需要提交更多个人信息。但她明确表态：“如果我们希望平台能够正确评估其平台上出现儿童用户的情况，那么我们其他人就必须支持这些方法的实施。”
开关，要掌握在谁手里？
这场监管博弈中，新加坡与平台之间有一个关键分歧点——默认设置由谁决定？
杨莉明以Meta为例说明：Meta同意允许青少年用户的家长关闭自动播放功能，但“持续自动播放”仍是默认设置。新加坡则希望默认关闭自动播放功能，由家长手动开启。
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细节，但背后涉及根本性的权力分配——是把选择权交给平台（通过默认设置引导用户行为），还是把控制权交给家长（通过默认设置减少平台对注意力的收割）？新加坡选择了后者。
青少年的反应：接受限制，但不想被“排除”
图源：脸书
杨莉明透露，政府在与青少年群体的互动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态度：他们理解并接受更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但宁愿不要完全被排除在社交媒体之外。
“青少年理解这些安全措施的用处，他们也支持分级访问的想法。”这意味着新政的方向可能是“有限度使用”，而非“彻底禁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平台设置使用时长限制，而不是简单地将所有平台的最低年龄提高到18岁。后一种做法虽然简单粗暴，但可能把一个代际的社交需求推到更隐蔽、更缺乏监管的角落。
问题的根，在商业模式的“土壤”里
这场立法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平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让用户停留更久”之上的时候，未成年人保护是否应该优先于商业利益？
自动播放、无限滚动、算法推荐——这些功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杨莉明在采访中明确提出，政府在讨论这些功能本身——“如何为无限滚动引入一个自然的停止点”。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监管思路正在从“事后保护”（家长控制、内容过滤）走向“事中干预”（产品功能本身的限制）。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干预逻辑：不只是告诉平台“你要保护孩子”，而是告诉平台“你不能设计出让孩子上瘾的产品”。
目前，这项立法仍在制定过程中，具体的时长限制、实施细节和处罚措施都还有待确定。杨莉明表示，政府将在明年初推出立法，在此之前还需要与平台、家长和青少年群体进行更多讨论。
但方向已经明确了：新加坡不愿意把青少年网络安全的“守门人”角色完全交给平台。
在一个人工智能算法越来越擅长捕捉注意力的时代，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逆向干预”。至于效果如何，是否真的能让三分之一的青少年从“每天三小时”降到更低水平，将是这场实验真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