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最牛的中国文人,应该就是他

2018-08-25     1,320

郁达夫在当时新马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般南下文人所可媲美的。他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杰出文学家,是鲁迅的亲密朋友,他在新马以及南洋的时间虽然短暂如流星,其事迹曾被污蔑涂抹,其遗产或被泯灭,其光芒已然逝去,但其人格和精神,如同富春山水一般清澈,一般挺拔,一般夺目。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乡贤郁达夫先生1938年12月底到达新加坡,1942年2月4日乘船离开新加坡去印尼诸岛躲避日寇,1945年8月底在印尼小岛遇害。此前,其母在富阳乡下因日寇入侵而被饿死,其兄曼陀先生在上海被汉奸暗杀,一门忠烈,可敬可佩!

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时间,事迹大致清楚,前贤均有回忆论述。惟时移世易,距离达夫先生离开新加坡已经七十有五年,许多遗迹已经烟消云散,不复存在;而和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星马友朋子弟也都“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2016年5月10日,新加坡本地耆老李成义先生以95岁高龄过世,估计他可能是见过郁达夫的人中最后辞世的了。李成义是新加坡著名银行家、华侨银行创始人李光前的长子、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女婿、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的外孙。 学生时代的李成义曾经帮助外祖父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的筹款[1]。 1939年,李成义赴美留学,他或许见到过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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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义先生)

鉴于白发宫女已不在, 笔者不惮重炒隔夜冷饭,从过去文献中搜罗出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若干遗踪,结合其诗文,略作讨论辩驳,兼以实地探访,冀或一窥乡贤风采,而飨富春江、钱塘江乡亲,后来者或可按图索骥,故作此文。

思乡

1938年下半年, 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聘请,担任其副刊编辑。是年12月从福建乘船到香港,途径菲律宾马尼拉,于12月28日到达新加坡红灯码头(图1)。 红灯码头即克里福码头 (Clifford Pier), 1933年建成,是南下华人移民登陆的第一站。码头当年挂满了红灯笼,所以华人称之为红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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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红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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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时代的哥烈码头)

郁达夫的同行者有妻子王映霞和儿子郁飞,暂居住于牛车水的南天旅店八号房。郁达夫 《星洲旅次有梦而作》,是刚到新加坡所作的诗,时间应该就是在居住南天旅店的时候。诗云:

钱塘江上听鸣榔,衣梦依稀返故乡。

醒后忽忘身是客,蛮歌似哭断人肠。[2]

之所以断定此文作于1938年12月28日以后的两三天内,是因为作者诗末记“一九三八年末 新加坡”;同时还有旁证,因为1938年12月31日郁达夫与关楚璞乘火车从新加坡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图2)去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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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丹戎巴葛火车站[3]

当时,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星槟日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正式刊行,郁、关二人应邀参加庆祝典礼,在马来西亚游历了三天。槟城的《星槟日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吉隆坡的《星中日报》、仰光的《星缅日报》、曼谷的《星暹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 都属于胡氏兄弟创办的星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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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星洲日报创刊号

初到南洋,郁达夫当然有去国怀乡之念,诗中也有反映。1939年1月2日,他到达槟榔屿,巧得很,住在《星槟日报》对面的“ 杭州旅店”。他说:“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诗云:

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4]

郁达夫在槟城的诗发表后,南洋和者如云,郁达夫不免“有所感”,以后得诗三章,首章最为亲切,提到西湖和沈园,反映了他在天涯海角对家乡的思念。诗云:

归去西湖梦里家,衣冠憔悴滞天涯。

沈园可有春消息,忆煞桥边野草花。[5]

另外一首《小草》,诗题一作《抵星洲感赋》,郁达夫也记“一九三八年末新加坡”,所以应该是在南天旅店暂栖所作。诗云:

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

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

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

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6]

《小草》此诗是答友人李西浪《柬达夫伉俪》所作。李西浪(?– 1972),南来文人,担任报刊编辑,人称“南国诗人”,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被奴役的非人生活;有诗集《劫灰集》,记录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的暴行。李西浪的原诗如下:

富春江上神仙侣,云彩光中处士家。

十载心香曾结篆,少陵诗笔动悲笳。

鸾笺应画双飞燕,血泪遍浇并蒂花。

留得千秋佳话在,一杯同祝爱无涯![7]

南来的年轻人潘受也参与唱和,赋诗《次韵赠郁达夫先辈时君赋毁家诗后复偕映霞女士出国南来》,云:

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

愁边诗酒皆新泪,梦里关河有乱笳。

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

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雅。[8]

郁达夫一家来新加坡前, 他和妻子王映霞已有纠纷隔阂,曾闹得纷纷扬扬;1939年春郁达夫《毁家诗纪》发表后,郁王两人再次失和,在新加坡也成为大家议论关心的焦点。李西浪、潘受见他们一家南来,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祝福他们“爱无涯”。郁达夫的和诗则表达了他当时家事国事交织的复杂心情,前人分析已多,不再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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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

后记:本文承蒙杭州文史协会同仁鼓励,写作期间又蒙新加坡文史前辈杜南发先生指导帮助,不胜感激,特此致谢。

[1] 以此论之,李先生生前是民国辈分最高之人。

[2] 郁达夫,《郁达夫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222页。

[3] 图片下载自 http://www.sgwritings.com/320/viewspace_3603.html。丹戎巴葛火车站是当年从新加坡乘火车去马来西亚的始发站,几年前已经停止使用。

[4]《郁达夫诗全编》,226页。

[5]《郁达夫诗全编》,228页。 诗末注明为1939年2月7日。

[6]《郁达夫诗全编》,223页。

[7]《郁达夫诗全编》,223页, 注解1。

[8] 潘受,《潘受诗集》,再版,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2004,15页。 潘受(1911—1999),原名潘国渠,字虚之,福建南安人, 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曾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1935-1940)。1930年代,他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陪都重庆。1949年再返新加坡,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四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1958年,潘受被英国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成为没有国籍的人。新加坡独立后,潘几次申请公民,都被当局刁难,直到1983年经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积极争取,才于1983年4月恢复公民身份,以后积极参与本地文艺活动,重新恢复和大陆文艺界的往来,被新加坡尊为国宝。1999年潘受逝世,其骨灰移灵至澳洲柏斯。

原文标题为《郁达夫新加坡遗踪新探》载于《杭州文史》2017年第一期

本文为节选,余下部分,新加坡眼会逐一转载,以飨读者。

作者杨斌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新加坡眼来看,他是不多的、填补了好几个南洋文史研究角度空白的作者。刚刚出版《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一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限量版3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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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最牛的中国文人,应该就是他

(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饶宗颐画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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