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似乎有越来越多企业有意终止混合工作模式，但也引起了不少员工的反弹。（联合早报）
作者 李国豪
当老板和员工想要的不一样，这样的分歧该如何化解？
这里说的，是疫情后让双方不停来回拉扯的灵活工作安排事项。
一场冠病疫情，加上日益先进的科技，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远程办公的可行性。
疫情结束后，不少公司也保留了居家办公与在公司办公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每周一定天数返回办公室，其余时候可以居家办公。
但有调查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有越来越多雇主开始要求旗下员工更频繁地返回办公室，有者更是“回到过去”，强制员工每周回返办公室五天。
根据办公场所策略与设计公司Unispace的最新调查，今年新加坡员工每周回返办公室上班3.7天，比去年多了半天。
跨国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今年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全球有83%的雇主希望能在三年内让员工完全回到办公室工作，较2023年的64%增加不少。
上个月，在本地雇有超过2000名员工的电商巨擘亚马逊就宣布，从明年1月起，该公司将结束混合工作模式，这意味着所有员工每周五天都必须返回办公室。
目前，亚马逊要求员工每周须有三天在办公室工作。 然而，郎有情，妹却不一定有意。
老板希望天天在公司看到员工，员工却希望工作地点能灵活一些，尤其是较年轻的员工更有可能把灵活工作安排视为重要的工作待遇。
根据Unispace的调查，在受调查的13个经济体中，新加坡是雇主与雇员对工作安排分歧最大的国家。
2020年爆发的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职场生态。（海峡时报） 每周究竟该不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工作，是劳雇双方分歧的一大课题。
希望员工完全返回办公室的老板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有效率，生产力更高，团队合作更紧密，也更易于塑造公司文化。
倾向灵活工作安排的员工则认为，灵活工作安排才是提高生产力的更好做法，通过让员工享有更大自主权，免去通勤的舟车劳顿，以及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反而能激发出员工更大的潜力。
生产力更高，是正反双方皆用来尝试合理化自身观点的说法。 但专家指出，单以生产力更高来作为支撑完全返回办公室或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的论据，恐怕都有不足之处。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副教授马克·莫腾森（Mark Mortensen）在一篇评论中点出，认为灵活工作安排更能提高生产力说法中所指的，是短期生产力。
但长远来看，在办公室的时间减少可能使同事间的信任不足，彼此较生疏而无法充分合作，导致长期生产力下滑。
据《海峡时报》报道，商业顾问公司Anthro Insights的创办人兼组织社会学家Issac Lim博士则担忧，雇主和高管们会抱持着在办公室待更长时间就能换来更高生产力的错误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倾向灵活工作安排的员工可能会被一些雇主视为懒惰、生产力低或较不忠诚的人。 “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希望（工作）有灵活性。”
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Walter Theseira）博士提醒，不该过度诠释生产力与灵活工作安排的关联。
“我不认为大家能找到一致的证据。即使有成功的例子，那也可能存在大量的选择偏差。”
在一些能远程执行工作的职业中，混合工作模式仍是不少员工偏好的工作形式。（海峡时报）
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平衡双方需求的适当折衷，避免非A即B的一刀切模式，或是解决双方分歧的解方：
一人退让一步，老板别坚持要员工每周五天返回办公室打卡上班；员工也别坚持每周五天都待在家中远程办公。
为鼓励本地企业推行灵活工作安排，新加坡政府今年4月推出了“劳资政灵活工作安排要求指导原则”，相关指导原则将于今年12月生效。
这意味着员工可以通过书面申请向雇主提出灵活工作安排的要求，但指南没有强制性，工作灵不灵活，仍得看老板同不同意。
无论如何，上述举措显示，灵活工作安排已在本地“播下了种子”。
避免“全办公室”或“全居家”的一刀切模式，或许是缓解劳雇双方分歧的解方。（海峡时报）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的灵活工作安排，除了上面提到的灵活工作地点（即居家办公），还包括了灵活工作时间（即在工作时长与工作量不变下于不同时间工作，例如灵活值班或错开工作时间）及灵活工作量（根据不同工作量领取相应报酬，例如兼职或多人分担职务）。
对有家庭照护责任的本地雇员来说，灵活工作安排更是“试过便回不去”的工作福利。
近年来，新加坡饱受生育率下滑所苦，若能进一步落实灵活工作安排，让父母能有更多时间在家中工作，陪伴孩子成长，或拥有更多余裕处理和小孩有关的事务，应该能给年轻一代更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底气。
换个角度想，生育率直直落，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也势必萎缩，这对请人工作的老板们也不会是划算的买卖。
人们的工作模式总是不断变迁，就像2000年左右以前，每周工作五天半在本地还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未来的灵活工作安排会演变到什么程度，甚至会不会有四天工作制的到来，谁也说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