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研究显示，因疫情而出现的恐慌情绪、担心日常用品供应短缺以及社会压力都是构成人们出现恐慌性购买行为的主要原因。同时，受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人有43%的可能性会出现恐慌性购买行为。
研究背景
该研究团队于去年6月至7月进行研究，当时正是恐慌性购买（panic buying）现象最显著的时期。一共有508名当地人员参与调查，他们的年龄中位数约42.4，男女比例大致相同。在参与调查的国人当中，家庭月入在8000以上的占45%，其余参与者的家庭月入则低于8000。
货架商品被抢购，图片来源：NTU官网
领导这项研究的南大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助理教授袁锦辉（AP Yuen Kum Fai）指出，疫情重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恐慌性购买行为。因此，该研究旨在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探讨造成恐慌性购买行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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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袁教授说，恐慌性购买行为的发生同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调查对象一般上会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显示，受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人有43%的可能性会出现恐慌性购买行为。当中，对疫情产生恐惧心理的人有14.7%的可能性会出现恐惧性购买行为。
恐慌性购买行为
图片来源：Strait Times
面临社会压力而出现此行为的可能性则是8.9%。研究员认为，一些消费者或许受周围的人影响，为了融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而选择恐慌性购买。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人囤积物品的现象，也会促使他们视其现象为一种集体行为，甚至采取相同做法。
此外，因担心食物和日常用品供应短缺的人，有7.5%的可能性会转向恐慌性购物。研究指出，这些消费者会认为购买超过自己所需的物品数量可以带来一种安全感，并以此作为缓解负面情绪的方式。
其他造成恐慌性购物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还包括，认为疫情对个人健康和家庭将造成负面影响和压力（5.3%）、担心自己感染冠病的几率（4.1%）以及对疫情的情况缺乏控制能力（2.4%）。研究指出，当国人面对这些情况时，他们会想通过恐慌性消费的行为来应付疫情带来的压力，找回对当前情况的控制能力。
一位顾客在 Joo Koon 的 FairPrice买了 16 袋大米
图片来源：Strait Times
研究团队也发现个人收入对恐慌性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团队解释，更高的家庭收入意味着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他们也更倾向于囤货的行为。年龄与性别则没有对恐慌性购买行为构成显著影响。
研究建议与展望
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项研究是减少未来危机期间恐慌性购买的第一步。他认为，公共政策可以考虑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在描述恐慌性购买方面所起的作用。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心理学项目负责人 Emily Ortega 博士则建议，个人可以在减少恐慌性购买方面发挥作用。她说：“负面消息通常比正面消息传播得更快。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否有必要将这种情绪传播给他人（在社交媒体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劳伦斯表示，权威人士的保证必须胜过语言。他说到：“今年早些时候，当裕廊渔港感染群出现时，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参观了仓库并向人们保证有足够的食物。”
分析模型，来源：发表的论文
助理教授袁锦辉补充说，进一步的研究将着眼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模式，以及这些社会和心理因素在 Covid-19 流行的不同时期如何变化。
参考文献：
1. Paper titled “What influences panic buying behaviour? A model based on dual-system theory and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4 July 2021.
2. “Fear drives panic buying behaviour, study finds”, NTU media rel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