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1日，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上，新加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乙康用这句话，点破了全球化时代一个越来越烫手的话题
——防聚居。
王乙康在演讲中解释，如果一个社区里某个族群或者新移民占了绝大多数，会发生什么？大家自然而然会讲自己的语言、去自己熟悉的店、和自己人交朋友。本地人会觉得这个社区变了，新移民也觉得反正周围都是老乡，何必费劲融入。
结果就是两个世界平行存在，平时没事，一遇到经济不好、疫情冲击、就业紧张的节骨眼，矛盾就炸了。
王乙康把这种现象称为“聚居区”或“飞地社会”。他强调，新加坡要做的，就是有意识、有制度地不让这种情况发生。
组屋政策让不同的人做邻居
王乙康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新加坡通过住房政策防止形成聚居区。
新加坡大约八成居民住在组屋。组屋的分配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买卖，政府手里有一套软性指挥棒。早在1989年，新加坡就推出了种族融合政策（EIP），规定每个邻里单位的种族比例不能超过一定上限，比如华人最多84%、马来人最多22%、印度裔及其他最多12%。
后来，政府发现新移民也开始有扎堆的趋势。于是又加了一道非公民配额（SPR Quota）：在一个街区（Block）里，非马来西亚籍的永久居民家庭不能超过8%；在一个邻里（Neighbourhood）里，不能超过5%。
也就是说一个从中国、印度或其他国家来的新移民家庭，就算拿到了PR，也很难搬进一个老乡遍地的小区。他们必须分散居住，隔壁可能是本地华裔家庭，楼下可能是马来邻居，对面可能是印度裔一家。
王乙康在演讲中虽然没有展开讲这些数字，但他明确把防止形成聚居区列为新加坡维系社会凝聚力的第一项具体做法。这套制度，正是这句话最实在的落地。
不是不想关门，是关不了
光住在一起还不够。如果大家各回各家、关门闭户，那还是物理混合、心理隔离。所以王乙康在演讲中特别强调新加坡“投资共享空间”的努力，多建一些让人愿意走进去、甚至不得不走进去的公共地方。
比如新加坡近年建成的那些大型综合社区中心——淡滨尼天地（Our Tampines Hub）、榜鹅综合社区中心（One Punggol）。这些地方把小贩中心、图书馆、健身房、诊所、托儿所、甚至屋顶花园都塞进同一栋建筑里。一个新移民妈妈带孩子来上托儿所，中午顺便在楼下小贩中心吃饭，旁边坐着一位本地阿公在喝咖啡。他们不会一下子成为朋友，但至少不会把对方当外星人。
王乙康认为，这种共享空间的设计，让不同背景的居民在日常互动中自然建立联系。社会凝聚力不是靠开课、发手册教出来的，是在一起吃饭、一起排队、一起抱怨天气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
逃不掉的政治难题
有人会问：既然处理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关系这么麻烦，少收一点移民不就好了？
王乙康在演讲中给出了很清醒的回答：新加坡做不到。他在演讲中虽然没有单独用一段讲人口数据，但他的整个发言背景是——新加坡生育率长期低于替代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市场离不开外来人口。不保持一定的开放，经济和社会都撑不住。但开放不等于门大开、随便进。
所以王乙康提出的公式是：审慎开放 + 有意识的融合。
“审慎开放”就是设门槛、精筛选——不是谁想来就能来，而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和劳动力才进来。“有意识的融合”就是不指望新移民自己“变成本地人”，政府必须主动出手，用住房、社区规划、公共空间去创造融合的条件。
王乙康在演讲中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就算政策设计得再好，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意思是，经济不好、住房紧张、医疗资源吃紧的时候，外来者很容易变成替罪羊。政府不能假装大家都很理性，也不能只讲“我们是一家人”的大道理。
他在东京那场演讲里，其实也是说给其他国家听的——当全球很多地方反移民的情绪越来越高的时候，与其筑墙、赶人，不如想想怎么让本地人和外来者住在一起、混在一起、慢慢信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