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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中共百年是史上最伟大革命里程碑

202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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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中共建党百年,中共的成就以及中美关系等国际热点课题。(邝启聪摄)

作者:韩咏红

观察中国共产党,不能脱离观察中国革命的历史视角,而在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眼中,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临近七一中共建党百年,杨荣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纪念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我们是在标记中华民族迈向共和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早前曾作为外交部长穿梭在区域与世界各国之间,杨荣文在10年前淡出政坛后仍持续从多维度观察中国。上个月卸下香港嘉里集团高级顾问职务后,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学者。

受访时,他提到上网看了央视的党庆电视剧《觉醒年代》。他娓娓解释,中华文明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里,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因此,当中国人在清朝末年决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觉醒年代》反映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内部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诞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和国,中国只有110年,从1911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思想上经历了持续的革命过程。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种梦想,国家需要务实做法来凝聚人民的创造力、能量和团结,土地革命就成了中国革命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共又在土地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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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处草坪上,用花卉拼出的“建党100周年”大字迎接这个纪念日。(法新社)

土地收归集体成就今日中国

杨荣文以身边观察到的故事举例说,1983年他到中国潮安探访外祖父母时,外祖父屋里天花板下有个用来储藏旧契约的小房间,如今已不存放东西,因为文革时祖父将契约全烧了。

杨荣文解读:这说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取回原有土地和财产,直到文革时期,因为担心惹祸上身才烧毁。

他说:“所以,虽然文革是疯狂的、对数百万人做了可怕的事,但文革清除了土地上的一切产权,之后产权都收归集体。今天的中国,如果要建一座新城、隧道、桥、码头,它都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国家由于涉及产权的问题,过程就非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收归集体,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中国革命的另一关键成就是改变了妇女的地位,中国确定了一夫一妻制与男女平等的地位,结果中国女性可能是亚洲各国中地位最高的。

杨荣文形容,中国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地延续著,谁该领导人民找寻前路呢?西方的制度在中国、在亚洲许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国的道路需要中共寻找,而又因为中国体量巨大,革命之路充满曲折,他看到大成就接着大错误、大成就再接着大错误,但始终在学习与寻找道路。

他坦言,打造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共今天号称有9000万党员,但质比量重要。

“如果你心术不正,党籍就是负值,而不是正面价值。这是为什么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他说如果不制止腐败,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因为这涉及了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你腐败了,你就不是为人民服务。”

人际关系易生腐败 中国自古都在面对

“习总书记自2013年以来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让人令人惊叹的,没有人会相信到他能做到这么多,但即使如此,腐败也只是杜绝了一半,因为在华人社会里腐败极难根除。”

他分析说,中国是一个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社会,“礼物”是用来表达“礼”,而“礼”表达的正是人际关系。就像过年时,华族的母亲得用心准备红包给亲朋戚友,并且问孩子“谁谁谁给了你多少红包钱?”,大家脑中就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个思维本身就可能导致腐败,自古至今中国都面对腐败的问题,所以才会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人格化的“包公”身上。

他进一步阐述,也许大数据或数码人民币可以用来防治腐败,但这也只能在未来试验,而且每个方案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他说:“所以你问我中共的未来,回答就是过去10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来依然充满挑战,需要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贴近民生和非常开放的执政党。”

从历史展望未来,杨荣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实现了中国化;未来不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哪种意识形态或信仰,要实现中国化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智性的努力,最重要是心要在“对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有开阔的思想与心灵,乐意对外学习又保持谦虚;既了解自己又对他人的经验充满兴趣,在向外学习的同时不去评判他人。那中国将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就会是领导的力量,而这充满挑战。”

中国的发展或衰弱都会对外产生强大冲击

历史上中国的兴衰更替,每每远远辐射至国境之外,产生强大的对外冲击,今天也一样。

杨荣文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回顾19世纪的历史,清朝衰落的时代背景,缔造了今天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与中国非常特别的关系。过去几百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每一场大变动,新加坡都卷入其中。康有为、孙中山都到过新加坡;当中共与国民党斗争时,国共争斗在新加坡上演;当国共合作时,它们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华人筹款与组织志愿者帮助中国抗日,因此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也屠杀了很多本地华人,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国历史大戏”(Chinese Drama)。

中共支持本地共产组织的情况在1978年邓小平访新后停止,南洋华人双重效忠的问题,也在周恩来1950年代出席万隆会议时得到部分解决。然而,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联系还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蒙古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等,都与中国仍有密切的联系。杨荣文由此提醒,由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与中共所做的决定会牵动这些国家,也影响周边民众对中国的反应,因此当中共做决定时不能只想到本国,也需要考虑到国境之外。

他也看到,中国或许已是世上数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高度发达,标志中国进入新的国际化时代,这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人的自我感觉。说到此,杨荣文话锋一转,问到:人类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会合作与互相信任,还是大家准备带武器上火星,建立防御系统来抵御其他人类?

“到了火星要怎么做?这需要新思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需要一起思考。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离现在也不远了。”

国际社会负评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在中共迎来百年华诞的此刻,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也陷入30多年来最紧张的时期。美国“联盟抗中”的态势越演越烈,在好些评论中,中共十八大后领导层的更替,以及新领导层的作为,是导致中外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

在采访中,杨荣文充分肯定了习近平成功逆转了中国腐败恶化的趋势,至于不同国家对中共十八大的评价不一,他也不觉得意外。“这取决于是谁在发言,如果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中国、而不是强大的中国,他们就会对习近平评价不高,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腐败,这样外交就比较容易。”

他提醒,中国快速发展其实已持续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很多国家的认知还定格在中国落后的年代,直到过去几年才因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国体量之大与成功,因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且将这些都归因于习近平的领导。

让杨荣文感到“相当意外”的倒是美国的变化,美国的对华政治议程从进取变为负面,过去的态度是:“我帮助中国发展,然后我们竞争,我有信心能赢”,今天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允许中国赶超美国,成了负面议程。

他反问,美国指责中国改变现状,但当全球经济比重改变时,中国怎么可能不改变现状,“你(美国)是在说:我对现状很满意,所以你不应该去改变,因为你改变了现状,所以你就坏?”

不过,杨荣文也建议中国换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国的不安。对西方人来说,守不住已经占据200年的世界主导地位,还要面对中国直视自己,说一些自己不爱听的话,是非常不舒服的。这还不仅是中国直接说了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经历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这对西方世界是很强烈的警讯。

“我不是说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必须坚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层不安,了解这些不安的来源,对中国自身有利。有些问题(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国家

至于中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杨荣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将中共看做一个政党,在西方视角下民主的含义就是不同政党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相比之下,中国的高层是基于共识来选举,上世纪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不成功,最终中国从俄罗斯革命取得灵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他说:“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觉得它是民主的,是基于中国特殊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基于古希腊文中的民主含义,即人民自我治理,并没有说必须有哪一种投票制度。”

对于即将来临的建党百年庆,杨荣文的观察是,中共非常认真对待这个日子,将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但不会有胜利阅兵,而是要深思熟虑(thoughtful)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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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文认为,中共非常认真对待建党百年纪念,将举行大型活动,深思熟虑地纪念。图为今年6月11日,人们在中共诞生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法新社)

“前路还有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必须做到它宣称要做的事,必须继续展现创造力,贴近现实,并从这里前进;需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为未来准备。他们不想过于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会有一种满足感。”

我告诉我的西方朋友,当你看到中国时,你没有看整张脸,而是聚焦于脸上的瑕疵……中国当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说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说国安法对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么可能比英殖民时期少?还有新疆问题,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国的处理方法,但种族灭绝是错误的用词。

“战狼”是西方标签 北京反驳可更优雅更有效

在这两年中西方的舆论战中,一个频繁出现的热词,叫“战狼外交”。不只是在美国,欧洲媒体也不时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认为中国咄咄逼人而粗暴。对于这个情况,杨荣文马上回答,这是西方国家的“标签”,目的是让中国进入防御的状态——我可以批评你,但是你不能用同样态度为自己辩护。

“西方领导人、议会和媒体是怎么议论中国的?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官说的算少了。”

但杨荣文也指出,一些中低阶外交官有这些表现,其中有一种“既然西方都能这样,我也能这样做一些”的心态,此外,他们也想对国内表明中国并非逆来顺受,而中国领导人自己并不这样对外发言。

不认为中国更自由就会更好对付

他直言,西方世界检视中国时,有以偏概全、放大瑕疵的情况,但中国的反驳却可以更优雅与有效,“让事实自己呈现”。

“如果对方给你标签,你也用标签回敬,大家都会陷入泥潭。”

采访时,杨荣文也提到,一些西方人会觉得,如果中国更自由化、在思想上跟西方强国一样,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就会更好对付,他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杨荣文笑说,首先华人长得就跟西方人不一样,不像日本人是“荣誉白人”,在军事上依靠西方;而如果中国像西方一样习惯了去主导他国,“世界上的纷争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他说,西方对世界其他国家往往抱有一种“判官”的态度,会主动给予很多改进的建议,仿佛其他国家只要遵循他们说的ABCDE去做,就会成为快乐的社会、美好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即使对一个国家所知甚少,依然对该国充满看法。

他坦言,“我们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人,但是华人和亚洲人对他人提出建议时会比较客气、小心和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家里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最好避免教别人怎么理家。如果中国人也像你(西方人)一样,你会很头痛。”

新疆会成为议题背后有政治原因。这又回到我早前说的,关系到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带一路会助长中国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问题。

(本文首刊于6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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