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暢談中共建黨百年，中共的成就以及中美關係等國際熱點課題。（鄺啟聰攝）
作者：韓詠紅
觀察中國共產黨，不能脫離觀察中國革命的歷史視角，而在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眼中，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臨近七一中共建黨百年，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紀念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我們是在標記中華民族邁向共和國曆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早前曾作為外交部長穿梭在區域與世界各國之間，楊榮文在10年前淡出政壇後仍持續從多維度觀察中國。上個月卸下香港嘉里集團高級顧問職務後，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學者。
受訪時，他提到上網看了央視的黨慶電視劇《覺醒年代》。他娓娓解釋，中華文明在2000年的歷史長河裡，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因此，當中國人在清朝末年決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覺醒年代》反映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內部出現了激烈的辯論，最終誕生中國共產黨。作為共和國，中國只有110年，從1911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在思想上經歷了持續的革命過程。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種夢想，國家需要務實做法來凝聚人民的創造力、能量和團結，土地革命就成了中國革命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中共又在土地革命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杭州一處草坪上，用花卉拼出的「建黨100周年」大字迎接這個紀念日。（法新社）
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今日中國
楊榮文以身邊觀察到的故事舉例說，1983年他到中國潮安探訪外祖父母時，外祖父屋裡天花板下有個用來儲藏舊契約的小房間，如今已不存放東西，因為文革時祖父將契約全燒了。
楊榮文解讀：這說明，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取回原有土地和財產，直到文革時期，因為擔心惹禍上身才燒毀。
他說：「所以，雖然文革是瘋狂的、對數百萬人做了可怕的事，但文革清除了土地上的一切產權，之後產權都收歸集體。今天的中國，如果要建一座新城、隧道、橋、碼頭，它都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國家由於涉及產權的問題，過程就非常複雜。中國共產黨將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了今天的中國。」
中國革命的另一關鍵成就是改變了婦女的地位，中國確定了一夫一妻制與男女平等的地位，結果中國女性可能是亞洲各國中地位最高的。
楊榮文形容，中國革命一波接著一波地延續著，誰該領導人民找尋前路呢？西方的制度在中國、在亞洲許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國的道路需要中共尋找，而又因為中國體量巨大，革命之路充滿曲折，他看到大成就接著大錯誤、大成就再接著大錯誤，但始終在學習與尋找道路。
他坦言，打造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是非常大的問題，中共今天號稱有9000萬黨員，但質比量重要。
「如果你心術不正，黨籍就是負值，而不是正麵價值。這是為什麼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後，他說如果不制止腐敗，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因為這涉及了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腐敗了，你就不是為人民服務。」
人際關係易生腐敗 中國自古都在面對
「習總書記自2013年以來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讓人令人驚嘆的，沒有人會相信到他能做到這麼多，但即使如此，腐敗也只是杜絕了一半，因為在華人社會裡腐敗極難根除。」
他分析說，中國是一個由人際關係網絡組成的社會，「禮物」是用來表達「禮」，而「禮」表達的正是人際關係。就像過年時，華族的母親得用心準備紅包給親朋戚友，並且問孩子「誰誰誰給了你多少紅包錢？」，大家腦中就形成一個人際關係網絡，這個思維本身就可能導致腐敗，自古至今中國都面對腐敗的問題，所以才會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人格化的「包公」身上。
他進一步闡述，也許大數據或數碼人民幣可以用來防治腐敗，但這也只能在未來試驗，而且每個方案都會產生新的問題。
他說：「所以你問我中共的未來，回答就是過去10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來依然充滿挑戰，需要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貼近民生和非常開放的執政黨。」
從歷史展望未來，楊榮文指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實現了中國化；未來不論是民主、社會主義或哪種意識形態或信仰，要實現中國化都需要時間，也需要智性的努力，最重要是心要在「對的地方」。
他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需要有開闊的思想與心靈，樂意對外學習又保持謙虛；既了解自己又對他人的經驗充滿興趣，在向外學習的同時不去評判他人。那中國將成為偉大的民族、中國共產黨就會是領導的力量，而這充滿挑戰。」
中國的發展或衰弱都會對外產生強大衝擊
歷史上中國的興衰更替，每每遠遠輻射至國境之外，產生強大的對外衝擊，今天也一樣。
楊榮文在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回顧19世紀的歷史，清朝衰落的時代背景，締造了今天華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與中國非常特別的關係。過去幾百年，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每一場大變動，新加坡都捲入其中。康有為、孫中山都到過新加坡；當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國共爭鬥在新加坡上演；當國共合作時，它們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華人籌款與組織志願者幫助中國抗日，因此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也屠殺了很多本地華人，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國歷史大戲」（Chinese Drama）。
中共支持本地共產組織的情況在1978年鄧小平訪新後停止，南洋華人雙重效忠的問題，也在周恩來1950年代出席萬隆會議時得到部分解決。然而，中國與海外華人的文化聯繫還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韓國、越南，甚至泰國、緬甸、蒙古國，中亞的哈薩克等等，都與中國仍有密切的聯繫。楊榮文由此提醒，由於中國的重大變化與中共所做的決定會牽動這些國家，也影響周邊民眾對中國的反應，因此當中共做決定時不能只想到本國，也需要考慮到國境之外。
他也看到，中國或許已是世上數碼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產業等高度發達，標誌中國進入新的國際化時代，這必然影響中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國人的自我感覺。說到此，楊榮文話鋒一轉，問到：人類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會合作與互相信任，還是大家準備帶武器上火星，建立防禦系統來抵禦其他人類？
「到了火星要怎麼做？這需要新思維，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需要一起思考。這將是人類歷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離現在也不遠了。」
國際社會負評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在中共迎來百年華誕的此刻，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也陷入30多年來最緊張的時期。美國「聯盟抗中」的態勢越演越烈，在好些評論中，中共十八大後領導層的更替，以及新領導層的作為，是導致中外關係急劇惡化的原因。
在採訪中，楊榮文充分肯定了習近平成功逆轉了中國腐敗惡化的趨勢，至於不同國家對中共十八大的評價不一，他也不覺得意外。「這取決於是誰在發言，如果希望看到一個弱勢的中國、而不是強大的中國，他們就會對習近平評價不高，因為他們希望看到中國腐敗，這樣外交就比較容易。」
他提醒，中國快速發展其實已持續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間發生」的事，但是很多國家的認知還定格在中國落後的年代，直到過去幾年才因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國體量之大與成功，因而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並且將這些都歸因於習近平的領導。
讓楊榮文感到「相當意外」的倒是美國的變化，美國的對華政治議程從進取變為負面，過去的態度是：「我幫助中國發展，然後我們競爭，我有信心能贏」，今天的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不會允許中國趕超美國，成了負面議程。
他反問，美國指責中國改變現狀，但當全球經濟比重改變時，中國怎麼可能不改變現狀，「你（美國）是在說：我對現狀很滿意，所以你不應該去改變，因為你改變了現狀，所以你就壞？」
不過，楊榮文也建議中國換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國的不安。對西方人來說，守不住已經占據200年的世界主導地位，還要面對中國直視自己，說一些自己不愛聽的話，是非常不舒服的。這還不僅是中國直接說了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經歷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這對西方世界是很強烈的警訊。
「我不是說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國在處理與西方關係時必須堅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層不安，了解這些不安的來源，對中國自身有利。有些問題（中美關係中的矛盾）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認為自己是民主國家
至於中西方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楊榮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將中共看做一個政黨，在西方視角下民主的含義就是不同政黨通過爭取選票來競爭，相比之下，中國的高層是基於共識來選舉，上世紀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不成功，最終中國從俄羅斯革命取得靈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他說：「中國認為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覺得它是民主的，是基於中國特殊歷史和文化條件下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是基於古希臘文中的民主含義，即人民自我治理，並沒有說必須有哪一種投票制度。」
對於即將來臨的建黨百年慶，楊榮文的觀察是，中共非常認真對待這個日子，將舉行大型紀念活動，但不會有勝利閱兵，而是要深思熟慮（thoughtful）地紀念。
楊榮文認為，中共非常認真對待建黨百年紀念，將舉行大型活動，深思熟慮地紀念。圖為今年6月11日，人們在中共誕生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參觀。（法新社）
「前路還有巨大的挑戰，共產黨必須做到它宣稱要做的事，必須繼續展現創造力，貼近現實，並從這裡前進；需總結過去的經驗以為未來準備。他們不想過於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會有一種滿足感。」
我告訴我的西方朋友，當你看到中國時，你沒有看整張臉，而是聚焦於臉上的瑕疵……中國當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評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說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說國安法對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麼可能比英殖民時期少？還有新疆問題，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國的處理方法，但種族滅絕是錯誤的用詞。
「戰狼」是西方標籤 北京反駁可更優雅更有效
在這兩年中西方的輿論戰中，一個頻繁出現的熱詞，叫「戰狼外交」。不只是在美國，歐洲媒體也不時批評中國的「戰狼外交」，認為中國咄咄逼人而粗暴。對於這個情況，楊榮文馬上回答，這是西方國家的「標籤」，目的是讓中國進入防禦的狀態——我可以批評你，但是你不能用同樣態度為自己辯護。
「西方領導人、議會和媒體是怎麼議論中國的？相比之下，中國外交官說的算少了。」
但楊榮文也指出，一些中低階外交官有這些表現，其中有一種「既然西方都能這樣，我也能這樣做一些」的心態，此外，他們也想對國內表明中國並非逆來順受，而中國領導人自己並不這樣對外發言。
不認為中國更自由就會更好對付
他直言，西方世界檢視中國時，有以偏概全、放大瑕疵的情況，但中國的反駁卻可以更優雅與有效，「讓事實自己呈現」。
「如果對方給你標籤，你也用標籤回敬，大家都會陷入泥潭。」
採訪時，楊榮文也提到，一些西方人會覺得，如果中國更自由化、在思想上跟西方強國一樣，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就會更好對付，他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楊榮文笑說，首先華人長得就跟西方人不一樣，不像日本人是「榮譽白人」，在軍事上依靠西方；而如果中國像西方一樣習慣了去主導他國，「世界上的紛爭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他說，西方對世界其他國家往往抱有一種「判官」的態度，會主動給予很多改進的建議，仿佛其他國家只要遵循他們說的ABCDE去做，就會成為快樂的社會、美好的國家；西方的記者即使對一個國家所知甚少，依然對該國充滿看法。
他坦言，「我們都會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人，但是華人和亞洲人對他人提出建議時會比較客氣、小心和有所保留，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家裡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最好避免教別人怎麼理家。如果中國人也像你（西方人）一樣，你會很頭痛。」
新疆會成為議題背後有政治原因。這又回到我早前說的，關係到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擔心一帶一路會助長中國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力。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談的問題。
（本文首刊於6月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