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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中共百年是史上最偉大革命里程碑

202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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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暢談中共建黨百年,中共的成就以及中美關係等國際熱點課題。(鄺啟聰攝)

作者:韓詠紅

觀察中國共產黨,不能脫離觀察中國革命的歷史視角,而在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眼中,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

臨近七一中共建黨百年,楊榮文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紀念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我們是在標記中華民族邁向共和國曆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早前曾作為外交部長穿梭在區域與世界各國之間,楊榮文在10年前淡出政壇後仍持續從多維度觀察中國。上個月卸下香港嘉里集團高級顧問職務後,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學者。

受訪時,他提到上網看了央視的黨慶電視劇《覺醒年代》。他娓娓解釋,中華文明在2000年的歷史長河裡,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因此,當中國人在清朝末年決心推翻2000年的帝制建立共和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覺醒年代》反映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內部出現了激烈的辯論,最終誕生中國共產黨。作為共和國,中國只有110年,從1911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在思想上經歷了持續的革命過程。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一人一票制是一種夢想,國家需要務實做法來凝聚人民的創造力、能量和團結,土地革命就成了中國革命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中共又在土地革命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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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處草坪上,用花卉拼出的「建黨100周年」大字迎接這個紀念日。(法新社)

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今日中國

楊榮文以身邊觀察到的故事舉例說,1983年他到中國潮安探訪外祖父母時,外祖父屋裡天花板下有個用來儲藏舊契約的小房間,如今已不存放東西,因為文革時祖父將契約全燒了。

楊榮文解讀:這說明,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很多人仍希望能取回原有土地和財產,直到文革時期,因為擔心惹禍上身才燒毀。

他說:「所以,雖然文革是瘋狂的、對數百萬人做了可怕的事,但文革清除了土地上的一切產權,之後產權都收歸集體。今天的中國,如果要建一座新城、隧道、橋、碼頭,它都可以做到,而在其他國家由於涉及產權的問題,過程就非常複雜。中國共產黨將土地收歸集體,成就了今天的中國。」

中國革命的另一關鍵成就是改變了婦女的地位,中國確定了一夫一妻制與男女平等的地位,結果中國女性可能是亞洲各國中地位最高的。

楊榮文形容,中國革命一波接著一波地延續著,誰該領導人民找尋前路呢?西方的制度在中國、在亞洲許多地方都行不通,中國的道路需要中共尋找,而又因為中國體量巨大,革命之路充滿曲折,他看到大成就接著大錯誤、大成就再接著大錯誤,但始終在學習與尋找道路。

他坦言,打造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是非常大的問題,中共今天號稱有9000萬黨員,但質比量重要。

「如果你心術不正,黨籍就是負值,而不是正麵價值。這是為什麼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如此重要。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後,他說如果不制止腐敗,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因為這涉及了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腐敗了,你就不是為人民服務。」

人際關係易生腐敗 中國自古都在面對

「習總書記自2013年以來在反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讓人令人驚嘆的,沒有人會相信到他能做到這麼多,但即使如此,腐敗也只是杜絕了一半,因為在華人社會裡腐敗極難根除。」

他分析說,中國是一個由人際關係網絡組成的社會,「禮物」是用來表達「禮」,而「禮」表達的正是人際關係。就像過年時,華族的母親得用心準備紅包給親朋戚友,並且問孩子「誰誰誰給了你多少紅包錢?」,大家腦中就形成一個人際關係網絡,這個思維本身就可能導致腐敗,自古至今中國都面對腐敗的問題,所以才會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人格化的「包公」身上。

他進一步闡述,也許大數據或數碼人民幣可以用來防治腐敗,但這也只能在未來試驗,而且每個方案都會產生新的問題。

他說:「所以你問我中共的未來,回答就是過去10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來依然充滿挑戰,需要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貼近民生和非常開放的執政黨。」

從歷史展望未來,楊榮文指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實現了中國化;未來不論是民主、社會主義或哪種意識形態或信仰,要實現中國化都需要時間,也需要智性的努力,最重要是心要在「對的地方」。

他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需要有開闊的思想與心靈,樂意對外學習又保持謙虛;既了解自己又對他人的經驗充滿興趣,在向外學習的同時不去評判他人。那中國將成為偉大的民族、中國共產黨就會是領導的力量,而這充滿挑戰。」

中國的發展或衰弱都會對外產生強大衝擊

歷史上中國的興衰更替,每每遠遠輻射至國境之外,產生強大的對外衝擊,今天也一樣。

楊榮文在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回顧19世紀的歷史,清朝衰落的時代背景,締造了今天華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與中國非常特別的關係。過去幾百年,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每一場大變動,新加坡都捲入其中。康有為、孫中山都到過新加坡;當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國共爭鬥在新加坡上演;當國共合作時,它們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華人籌款與組織志願者幫助中國抗日,因此日軍占領新加坡後,也屠殺了很多本地華人,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國歷史大戲」(Chinese Drama)。

中共支持本地共產組織的情況在1978年鄧小平訪新後停止,南洋華人雙重效忠的問題,也在周恩來1950年代出席萬隆會議時得到部分解決。然而,中國與海外華人的文化聯繫還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韓國、越南,甚至泰國、緬甸、蒙古國,中亞的哈薩克等等,都與中國仍有密切的聯繫。楊榮文由此提醒,由於中國的重大變化與中共所做的決定會牽動這些國家,也影響周邊民眾對中國的反應,因此當中共做決定時不能只想到本國,也需要考慮到國境之外。

他也看到,中國或許已是世上數碼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產業等高度發達,標誌中國進入新的國際化時代,這必然影響中國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國人的自我感覺。說到此,楊榮文話鋒一轉,問到:人類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會合作與互相信任,還是大家準備帶武器上火星,建立防禦系統來抵禦其他人類?

「到了火星要怎麼做?這需要新思維,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需要一起思考。這將是人類歷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離現在也不遠了。」

國際社會負評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在中共迎來百年華誕的此刻,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也陷入30多年來最緊張的時期。美國「聯盟抗中」的態勢越演越烈,在好些評論中,中共十八大後領導層的更替,以及新領導層的作為,是導致中外關係急劇惡化的原因。

在採訪中,楊榮文充分肯定了習近平成功逆轉了中國腐敗惡化的趨勢,至於不同國家對中共十八大的評價不一,他也不覺得意外。「這取決於是誰在發言,如果希望看到一個弱勢的中國、而不是強大的中國,他們就會對習近平評價不高,因為他們希望看到中國腐敗,這樣外交就比較容易。」

他提醒,中國快速發展其實已持續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間發生」的事,但是很多國家的認知還定格在中國落後的年代,直到過去幾年才因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國體量之大與成功,因而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並且將這些都歸因於習近平的領導。

讓楊榮文感到「相當意外」的倒是美國的變化,美國的對華政治議程從進取變為負面,過去的態度是:「我幫助中國發展,然後我們競爭,我有信心能贏」,今天的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不會允許中國趕超美國,成了負面議程。

他反問,美國指責中國改變現狀,但當全球經濟比重改變時,中國怎麼可能不改變現狀,「你(美國)是在說:我對現狀很滿意,所以你不應該去改變,因為你改變了現狀,所以你就壞?」

不過,楊榮文也建議中國換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國的不安。對西方人來說,守不住已經占據200年的世界主導地位,還要面對中國直視自己,說一些自己不愛聽的話,是非常不舒服的。這還不僅是中國直接說了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經歷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這對西方世界是很強烈的警訊。

「我不是說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國在處理與西方關係時必須堅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層不安,了解這些不安的來源,對中國自身有利。有些問題(中美關係中的矛盾)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中國認為自己是民主國家

至於中西方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楊榮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將中共看做一個政黨,在西方視角下民主的含義就是不同政黨通過爭取選票來競爭,相比之下,中國的高層是基於共識來選舉,上世紀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不成功,最終中國從俄羅斯革命取得靈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他說:「中國認為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覺得它是民主的,是基於中國特殊歷史和文化條件下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是基於古希臘文中的民主含義,即人民自我治理,並沒有說必須有哪一種投票制度。」

對於即將來臨的建黨百年慶,楊榮文的觀察是,中共非常認真對待這個日子,將舉行大型紀念活動,但不會有勝利閱兵,而是要深思熟慮(thoughtful)地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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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榮文認為,中共非常認真對待建黨百年紀念,將舉行大型活動,深思熟慮地紀念。圖為今年6月11日,人們在中共誕生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參觀。(法新社)

「前路還有巨大的挑戰,共產黨必須做到它宣稱要做的事,必須繼續展現創造力,貼近現實,並從這裡前進;需總結過去的經驗以為未來準備。他們不想過於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會有一種滿足感。」

我告訴我的西方朋友,當你看到中國時,你沒有看整張臉,而是聚焦於臉上的瑕疵……中國當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評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說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說國安法對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麼可能比英殖民時期少?還有新疆問題,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國的處理方法,但種族滅絕是錯誤的用詞。

「戰狼」是西方標籤 北京反駁可更優雅更有效

在這兩年中西方的輿論戰中,一個頻繁出現的熱詞,叫「戰狼外交」。不只是在美國,歐洲媒體也不時批評中國的「戰狼外交」,認為中國咄咄逼人而粗暴。對於這個情況,楊榮文馬上回答,這是西方國家的「標籤」,目的是讓中國進入防禦的狀態——我可以批評你,但是你不能用同樣態度為自己辯護。

「西方領導人、議會和媒體是怎麼議論中國的?相比之下,中國外交官說的算少了。」

但楊榮文也指出,一些中低階外交官有這些表現,其中有一種「既然西方都能這樣,我也能這樣做一些」的心態,此外,他們也想對國內表明中國並非逆來順受,而中國領導人自己並不這樣對外發言。

不認為中國更自由就會更好對付

他直言,西方世界檢視中國時,有以偏概全、放大瑕疵的情況,但中國的反駁卻可以更優雅與有效,「讓事實自己呈現」。

「如果對方給你標籤,你也用標籤回敬,大家都會陷入泥潭。」

採訪時,楊榮文也提到,一些西方人會覺得,如果中國更自由化、在思想上跟西方強國一樣,成為西方陣營的一員,就會更好對付,他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楊榮文笑說,首先華人長得就跟西方人不一樣,不像日本人是「榮譽白人」,在軍事上依靠西方;而如果中國像西方一樣習慣了去主導他國,「世界上的紛爭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他說,西方對世界其他國家往往抱有一種「判官」的態度,會主動給予很多改進的建議,仿佛其他國家只要遵循他們說的ABCDE去做,就會成為快樂的社會、美好的國家;西方的記者即使對一個國家所知甚少,依然對該國充滿看法。

他坦言,「我們都會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人,但是華人和亞洲人對他人提出建議時會比較客氣、小心和有所保留,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家裡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最好避免教別人怎麼理家。如果中國人也像你(西方人)一樣,你會很頭痛。」

新疆會成為議題背後有政治原因。這又回到我早前說的,關係到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擔心一帶一路會助長中國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力。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談的問題。

(本文首刊於6月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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