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不过，与许多国家不同，在50年前，新加坡并不为取得独立而欢欣鼓舞，这个城市实际上是被驱逐出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充满忧伤地回忆当时的感受：“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
各有所求
时至今日，东南亚一带的华文媒体依旧习惯将“马来西亚联邦”简称为“大马”。虽然按幅员人口论，马来西亚当不起这个“大”字，但这个称谓却是承载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英国选择从东南亚撤退。1946年3月15日，艾德礼首相无奈宣告，“把过去的公式应用到目前的形势是不行的”，“1946年的局面不是1920年、1930年或甚至1942年的局面了”。
一方面，英国把马来半岛上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行政管理权集中起来组成马来亚联邦。经过十二年的“非殖民化”进程后，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告独立。另一方面，新加坡则从战前的海峡殖民地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逐渐实现了内部自治。
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仅隔着柔佛海峡，在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天然的整体，两者的分离，“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尽管二战后被人为地分隔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两地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合并的支持者相信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政治合并,将有利于在两地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无疑，对于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而言，马来亚是其最理想的经济腹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但是，并入一个（当时）拥有100余万华人的城市将会打破马来亚原本脆弱的种族平衡——华人比例将从37%上升到42%并超过马来人，使得华人政党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政权,打破马来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于是，为了抵消华人在马来半岛的人口优势，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提出了“马来西亚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巴、砂拉越的大联盟（故称“大马”），期望把上述各区结合成一个新兴的强大经济实体。
这样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消除各地之间的贸易壁垒与经济竞争；另一方面各地区（尤其是富庶的新加坡）都将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财政税收，可以弥补濒临破产的吉隆坡政府的财政赤字。对此，新加坡政府立刻表示欢迎。在经过两年的磋商和斗争后，新、马、沙、砂四地（文莱最后选择退出）最终于1963年9月16日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
矛盾丛生
可是，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没多久，新马间的蜜月便为彼此间的矛盾取代。经济问题首当其冲，一方面，对于新加坡而言，“马来亚要我们上缴40%的关税收入给中央政府，协助婆罗洲及砂拉越的防务，而我们的货物如果不能推销到我们协助的地区，这是极不合理的。”同样按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如果没有共同市场，马来西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新加坡是大马内收入最多而负担最轻的一个州，中央政府希望将新加坡上缴中央的税收比例从已经很高的40%进一步提升到骇人的60%。由于马来亚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按照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的说法：“共同市场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新加坡的工业发展要以牺牲马来西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这是吉隆坡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结果，建立共同市场变得遥遥无期，而新加坡上缴中央的税款也时常遭到拖延，这一局面可谓“双输”。
被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共同目标暂时掩盖的政治分歧很快也浮出了水面。作为限制新加坡政治家影响力的手段，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新加坡公民不能参加马来亚的大选，马来亚的公民也不能到新加坡从政，但这却不阻止马来亚或新加坡的政党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对方地盘。马来亚的主要政党巫统、马华华会、印度人国大在1961年组成了新加坡联盟，并参加了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
1964年，新加坡方面还以颜色，这年的3月1日，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宣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参加3月份的马来西亚大选。虽然人民行动党声称自己只是象征性参选（只竞选9个国会席位），竞争目标是取代马华公会成为巫统的合作伙伴。但是，人民行动党既然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全国性政党，如果成为执政党，李光耀必然成为首相——虽然李光耀本人反复表白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只要东姑在那里，他就是马来西亚的领导人”。
因此，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亚大选本身不啻是在大马政坛投下一颗政治原子弹。在马来西亚首相东姑看来，李光耀这个强大的政治对手迟早有一天会取代自己的位置。针对人民行动党离间巫统与马华公会关系的企图，东姑明确表示，巫统将与马华站在一起，“就算马华公会只有五个人，我们还是接受它为一个政治伙伴，但我们不接受其他朋友”。
在巫统的全力支持下，马华公会与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展开对决。马华领导人马不停蹄地访问华人选区，许诺在经济上给华人以支持。这一切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大选时所做作为如出一辙，只不过如今主客易位，胜负亦相反。马华作为拥有大量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大获全胜，赢得了所竞选的33个国会席位中的27个，而人民行动党却遭到惨败，参选9个席位只赢得1个。
分道扬镳
大选过后，新加坡与吉隆坡的关系急转直下。陈修信攻击李光耀和行动党是马来亚和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破坏性力量，只要李光耀还是新加坡的总理，中央政府与新加坡政府之间的合作比骆驼穿过针孔还要困难。而马来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更是趁势通过演讲和报章报道把新加坡的马来人描绘成一个受政府压迫的可怜民族。
恶意误导性宣传将1964年7月21日变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二”。当天，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游行演变成了可怕的种族暴动。马来人在维护民族与宗教利益的口号下，向华人宣泄了长期的不满与怒火，导致整个新加坡陷入了恐怖的混乱之中。
一开始，由于军警（基本都是马来人）的偏袒，伤亡者多是华人，后来在华人帮会的反击下，伤亡者则大部分为马来人。最后，22人在这次的暴动中死亡，461人受伤，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种族主义暴乱。原因是很清楚的，澳大利亚驻新加坡副专员在向堪培拉提呈的报告中称“毫无疑问，新加坡发生暴乱的责任应该明确地落在巫统头上。巫统成员发起了种族主义运动，并任由这种运动发展”。
9月2日，新加坡再次发生了第二次的种族冲突事件。当天晚上，一名华人在东海岸被两名马来人以石头击伤。10分钟后，另一名华人也在同两名马来人一起下巴士时被两人攻击。政府不得不援引公共安全法令，宣布新加坡为“危险区”。共有13人在这次事件中身亡，105人受伤。
1965年5月3日，李光耀极具争议的讲话给了暴乱后已经奄奄一息的新马关系致命一击，彻底摧毁了和解的最后一丝希望，他声称“马来人……三分之一的新移民是最近100年内移来的”。 这并不是在单纯地谈论移民问题，而是在强调马来西亚的三个种族都不能说比其他种族更具有土著性。马来社区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马来人特权、马来语作为国语、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以及本土家园观念的挑战。
巫统内的激进分子甚至主张逮捕李光耀——势必导致大规模的种族暴乱在整个马来西亚爆发（当时的英国报纸已将李光耀视为马来西亚400万华人的领袖）；但作为温和派的东姑（他的首任妻子是华人）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总是得出一个结论：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其他部分分开”。日后，东姑回忆道，“新加坡的离开是由于新加坡的总理想当（马来西亚的）总理。”对于新马分家这件事本身，他说：“我己经在早些时候向作为李先生代理人的吴庆瑞先生提到过，唯一的选择是分开……最后的选择对新加坡总理来说，总不是出乎意料的。他是准备而且愿意分开的。”
但李光耀并不愿意分开，就像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我不可能是一个马来人（实际上李光耀的马来语说得比东姑还好），但我可以是个马来西亚人”，他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包含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但东姑的决心已定：“我打定了主意，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
1965年8月9日上午10时，新马分离议案在马来西亚国会迅速三读通过。几小时后，参议院一致通过该议案，新加坡领导人对此始料未及。李光耀向新闻界宣布新加坡独立的时候，“痛苦地哭了，因为他半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了”，他说“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当时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连李光耀自己都觉得“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