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环境局（NEA）的最新数据，本地自2019年起，每年约产生20万吨的固体垃圾及焚烧灰，容量足以填满400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泳池。（联合早报）
作者 郑智浩
外卖打包食物自然少不了塑料餐盒及餐具，方便快捷用完即丢，再不环保，也不差我这一两个吧？
若国人都那么想，新加坡唯一的岸外垃圾埋置场——实马高垃圾埋置场（Semakau Landfill，俗称“垃圾岛”）很快就被这些塑料垃圾填满，不胜负荷。
国家环境局（NEA）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地自2019年起，每年约产生20万吨的固体垃圾及焚烧灰，容量足以填满400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泳池。
其中，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垃圾就占了13%（约等于52个奥林匹克泳池），包括随处可见的塑料袋及打包餐盒。
若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垃圾岛”预计将提早10年，即在2035年就被垃圾填满。
近期，随着我国收紧防疫措施禁止堂食，民众只能打包带走食物，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量出现飞速上升，令不少环保人士忧心忡忡。
疫情之下，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地看着“白色污染”扩大？
普罗大众是否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为环保尽一份力？
午餐高峰时段到马吉街临时熟食中心打包的上班族。（海峡时报）
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塑料餐盒使用量翻倍上升
《海峡时报星期刊》走访本地八家餐饮业者后发现，疫情之下，一次性餐盒和餐具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尤其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落实禁止堂食条例以来更为显著。
当中就有不少业者抢先进货，以免发生类似于去年病毒阻断措施的窘境：
想批量购买打包餐盒，供应商却无法如期交货。
全岛共有5间分店的Soi 19十九街云吞面老板Claire（42岁）受访时说，她一般每周要订购5000个塑料餐盒。
禁止堂食措施上路后，每周所需的塑料餐盒数量直接翻了一倍，只有约两成的顾客会携带自家容器来打包食物。
“这样就有更多塑料垃圾。这些餐盒也不能重新使用......所以我们也试图寻找其它替代方案。”
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禁止堂食，国人只能选择打包食物。（联合早报）
春成潮州糜的摊主陈女士（53岁）则透露，禁止堂食才实行两天，摊位的打包餐盒就尽数用光。然而，当她向供应商补货时，却找不到惯用大小的餐盒，只有一些“剩货”。
可见这几个星期厂商的生产线，已赶不上国人使用的速度，致使原本货源充足的塑料餐盒，竟面临“断货”危机。
“有两种塑料盒子。圆的是装小份的粥，长方形的是装鱼片。全部都卖完了。供应商告诉我下次再来购买，但不保证一定有。”
不少餐饮业者申诉，塑料餐盒的使用量有明显上升趋势。（每日新闻）
自带餐盒的民众为数不多
非政府组织零废新加坡（ZeroWaste SG）的数据显示， 新加坡人每3秒种就会丢弃2640个一次性物品，打包用的餐盒及塑料袋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尽量减低对环境的破坏，一些餐饮业主也主动提醒顾客自带餐盒，甚至推出折扣优惠来鼓励顾客，但效果依然不彰，公民意识仍有改进的空间。
在宏茂桥一带经营泉记潮州面的摊主陈志轩（译音，36岁）深有同感，他说：
“去年，我们曾给予自带餐盒的顾客2毛钱折扣。然而，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些顾客仍会另外要求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袋，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徒增营运成本。”
自带餐盒打包食物的民众。（联合早报）
这些“自带餐盒，却要求塑料餐具”的民众虽本末倒置，但也相对减少了一部分的塑料垃圾，至少稍稍为环保尽了一份力。
有人却不这样认为，觉得打包附带一次性用品理所当然，并无不妥。
全家习惯外食的郑先生（21岁）说：
“人们之所以叫外卖，是因为这是一种省事的方式。若去哪里都带着餐具及容器，完全就背离了上述目的。”
本地连锁西餐厅Collin’s创办人何清元（45岁）则指出，禁止堂食两周以来，旗下分店愿意自带容器到店取餐的顾客，只有不到5%。
送餐员取餐处。（海峡时报）
一站式服务：清洗容器再循环使用
嫌麻烦不想洗碗？在方便与永续环保之间面对两难？
本地服务平台barePack就推出崭新项目，让消费者在享受打包的便利之余，也避免制造垃圾。
通过与全岛125处餐馆及咖啡座的合作，消费者可在手机应用程序选用容器（盒子与杯子），用后归还任何一家合作的餐馆或咖啡座。
barePack的合作伙伴会负责清洗容器，然后循环再使用。禁止堂食仅实行一周，barePack的订阅人数就上涨了40%。
创办人兼执行长Linh（33岁）说： “这比你自己带容器更方便，用户使用后完全不须清洗。”
目前，barePack的容器归还率高达91%，约有3000名用户及容器，年费为8.99元。
禁止堂食后，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量大幅上升。（法新社）
“环保”一词，每个人都听腻了，可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多少？
别因贪图一时方便，而持续制造千年不腐的塑料垃圾，祸及后代子孙。
环保组织Green Drinks创办人锺玮珊（42岁）说： “实马高岛已经快要没空间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政府该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