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由于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的移民准入条款，加上其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司法制度，新加坡凭借其独有的地理优势，在19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港口。
新加坡的这一发展势头，在1840年前，随着中英关系的紧张而关闭的广州港贸易，而达到了顶峰。
在19世纪40年代时，新加坡的人口总数已经由之前的1000余人扩展到2万余人，而华人群体也在近30年的发展中，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社会群体。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当时的新加坡有各种商社43座，其中英国人占20座，犹太人占6座，华人占5座，其他主要由阿拉伯人、欧洲大陆人、美国人所有，他们利用新加坡便利的贸易设施和宽松的自由贸易政策，几乎垄断了对暹罗和中国的贸易，然而新加坡的这一发展势头却在1840年后逐渐消沉，并陷入了衰落的20年，这又是为何，和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袭扰不断的海盗
应该说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之初，就一直面临着海盗的袭击风险，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本身的地理位置极易作为海盗袭击的目标，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薄弱的防守力量，新加坡在开埠之初仅有30余名士兵驻守，后来随着城镇的发展驻军人数上升到了500名左右，但用于海上防御的力量却只有一艘小型炮艇，这些武装力量足以防卫新加坡自身，却不足以清理新加坡周边的海域。
最初的海盗行为主要来自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受限他们的小团队特点和落后的航海技术，他们在新加坡土著酋长天猛公的暗中支持下，主要以小型的亚洲商船为袭击目标，一旦得手便迅速撤离到岛上的密林中销赃。
这种肆无惮忌的海盗行为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自由贸易，然而随着华人商会自发组织的警备船队的投入巡逻，当地的贸易逐渐恢复秩序。
但这种情况却在1840年以后，随着中英战争，清朝的惨败而卷土重来，并且有了更大规模的席卷。
从1850年开始，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不断崩溃，加上战争的肆虐，越来越多的挣扎在生死线的沿海贫民开始通过清朝被迫开放的那些通商口岸向海外求生存。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组成了团体性的海盗船队，这些船队区别于20多年前来自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小型船队，这些华人海盗团体不仅船体吨位重，且规模大，其袭击目标不再局限于小型商船，即使是大型的欧洲商船也被肆意袭击。
而此时，英国为了维护海峡地区的贸易线路，已经在新加坡加派了三艘蒸汽船，真极大的提高了当地防务的效率，然而要应对规模庞大，数量繁多的华人海盗，他们依然捉襟见肘。
在最高峰时，这些华人海盗船队曾公开驶入新加坡港口，带着武器对抢劫的商品进行销赃，英国殖民当局称强烈要求清政府清理这些来自中国沿海的海盗，然而一方面清政府在当时明显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具备远航能力的海盗，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毕竟这些海盗实现了清政府一直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
猖獗的华人海盗船队一度让新加坡的贸易陷入低落，大量的商人由于惧怕在新加坡海域被劫掠，而不得不绕道其他航线，甚至停止了贸易，根据统计在1854年时，途径马六甲海峡的商船仅有不到三分之一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
一名英国商人甚至语言，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港地位即将衰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0年初，英国海军大举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而改变。
中国口岸的竞争
新加坡殖民当局和当地的商人，曾经在1840年前中英关系紧张时，希望能够承接已经关闭的来自广州港的贸易，然而英国的胜利却让这种希望化为泡影，并且还威胁了新加坡自身的贸易地位。
英国在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后，不仅将香港岛开辟为新的殖民贸易港口，同时也开放了更多的中国其他沿海港口，这些港口的开放，对来自印度和欧洲的贸易商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1842年五口通商和香港开埠开始，有至少一半的商船选择直接前往香港卸货，而不是在新加坡，这对于极度依靠转口贸易的新加坡而言，完全就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混乱的货币制度
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位于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包围中，因此在开埠之初，新加坡当地使用的货币就包括荷兰铜板和西班牙银元，而没有英国的法定货币，这对于殖民当局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这将影响殖民地当局的财政收入。
1885年时，为了禁止非英国法定货币在新加坡的流通，印度殖民当局通过了一项法案，希望在新加坡发行一种直接与英国法定货币直接挂钩的新货币，这一行为让当地商人误认为是要取消银元而采取的第一步骤，而遭到了抵制。
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1857年撤销了该法案，这导致当地的货币制度依旧处于混乱之中，其币值涨跌也完全超出英国控制之外，进而影响了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港的地位。
这三种因素的叠加，让新加坡在19世纪40至60年代的20年时间里陷入了衰落，而这一期间也正是欧洲殖民东扩的高峰期和清朝自强意识觉醒的萌芽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