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行动党看似大难临头，吴作栋还是不认为行动党会败选。行动党当年正处在极端乐观的大好时代里，选举对这个政党来说就等于是一个接一个持续不断的胜选谢票游行。竞选期中途，吴作栋与林子安、王雅兴和庄日昆进行交流，分享各自对基层民情的体察与解读。四人都预测行动党的得票率较之蒂凡那84%的得票率会大幅下降，但大家还是认定行动党必胜。吴作栋和林子安预测得票率会介于55%至60%，庄日昆估计至少55%。王雅兴最为悲观，他预测支持率会跌破55%。“但即使是他，散会前我再问：我们能不能赢？他认真思索了一番后说：能赢！”吴作栋说道。根本没人预料到会败选。林子安说：“我们都不认为情况会严重到让我们会失掉议席。我当时的感觉是，人们终究还是会选党不选人。”吴作栋向李光耀汇报了同事们的意见：“他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是有一些小问题。他再问：‘我们能赢吗？’我说是。‘肯定吗？’我说是。我告诉他，这其实不光是我的观察，还问过其他人的。他说好，只要能胜出就好。”
然而，行动党的选情却急转直下，居民的冷漠和疏离逐渐演变为公开宣泄不满情绪甚至挑衅。林子安回忆说：“有居民看到我们来就大力把门关上，我和作栋都吃了不少闭门羹。”吴作栋则说，行动党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有居民从周围的组屋扔下垃圾。“有一回正在演讲，突然听见‘叭哴’一声巨响，有人从高楼丢下一包炒粿条，居然还有空铁罐。还有空的饼干铁罐。情况堪忧。”群众大会反应很冷清，他也说得很白：“出席的可能大多是自己的朋友。我学着李光耀的做法，刻意走到台侧观察。有时会去得稍迟，从场子后面进来，穿过群众感受一下气氛。这时候我会发现好多人蹲著聊天，根本没兴趣听台上的人在说些什么。”
到了10月31日投票日当天，白衣人阵营残留的任何一丝希望也荡然无存了。“我们走出投票站时，人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眼神交集，就只是一味地快步擦身而去。接收到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我们感觉到这场仗恐怕是要输掉了。”吴作栋忆起当时的情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估计情势会是五五开。最多只能是险胜。”李光耀也得到了情报，却并非来自吴作栋。他近中午时分打了通电话给王雅兴，要他据实报告。王雅兴掌握了红山一带卜基（非法赌档）的赔率情报，他说：“我坦白告诉他我们的胜算只剩五成，胜负差距不会超出千票。他问我还有机会翻盘吗？我说我会尽力。”对于李光耀的从旁勘察，吴作栋并不感到意外：“他私下向雅兴和日昆打探选情，我并不意外。我之前也说过了，相信，但也须查证。他会查证。”
无论如何，一切都太迟了。当晚，吴作栋领着行动党的一支小团队到安顺路上颜永成中学计票中心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工人党支持者的人数以三对一的比例远远超过行动党支持者。庄日昆形容，当时的场面相当紧张。“如果工人党没胜，很可能就会发生流血冲突了。他们的支持者手中的旗杆全是尖头的，暴动一触即发。”吴作栋说当晚的气氛极度紧绷。“毕竟是补选，行动党支持者来的并不多，我们站在后方边上，对方阵营占据了前方。”当年没有手机，两方支持者只能耐心等待成绩揭晓。吴作栋说：“里面的情形究竟怎么样，外头的人是毫无头绪的。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可以时时通过简讯互通消息。”
深夜10时53分，补选结果公布：
夏万星：131票
惹耶勒南：7012票
冯金兴：6359票
现场欢呼雷动，淹没了扩音机传出的成绩报告。历史在此刻改写了。人民行动党在同一个选区的支持度，短短十个月内骤降了足足三十七个百分点，堪称新加坡独立史上最戏剧性的一次选情大逆转。冯金兴想上台发言，却被群众轰下了台，这位自1965年以来行动党首位吃败仗的候选人灰头土脸地悻悻然离场。颜永成中学这一晚的情景成了吴作栋多年的梦魇。“噢，现场是一片欢腾！可是并不是我们这一边。”说着，他侧着头坠入了回忆深渊。“群众都在高喊：‘惹耶！惹耶！’每一次有巴士经过，都会有人追着巴士跑，边跑边喊：‘惹耶！惹耶！惹耶赢了！’群情激昂。而行驶中的巴士也会鸣笛回应。有些刚巧经过的车子听见了也会鸣笛同庆。”问他，民众为行动党的挫败展现这等欣喜若狂的反应，他看在眼里，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他回说：“唔……就是凄凉。”
而他的煎熬仍未结束。保镖告诉他，李光耀要找他谈谈。当年没有手机，附近的商店也全打烊了，他得步行超过一公里回到行动党安顺支部。他脚步飞快，脑海中只想着一件事：“要怎么跟李先生交代呢？”电话接通了，李光耀问他怎么回事。“我的回答是：我们输了。”他说道。“我提出了几个之所以落败的理由。我说我们并没有料到会输，但是结果显然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怪任何人，也没说是候选人表现差劲，我们就是输了——就是时机不对吧。也并不是冯金兴的错。表象底下其实暗流汹涌，人们心里埋著不满和怨气，只是我们没觉察罢了。李先生说，没事。他问起冯金兴，我说他们全在里头，看起来还好。他并没有生气。那种时刻，你才真正见识到什么是领导人的真正风范——木已成舟，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你要继续往前看。”
Q
A
问：补选结果揭晓后，您跟李光耀讨论了些什么？
答：事后检讨。就是这样才能从失败中学习。很简短地进行了事后剖析，败选的理由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数。但整个基调是前瞻性的。我们都学到了一点：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们召开了一次全体国会议员大会，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接下来在安顺区应该怎么做？我们是继续管理安顺区的民众联络所吗？还是让惹耶勒南接手管理？我觉得理应交给惹耶来管理，许多年轻议员也有同样想法。我认为应该公平行事——他赢得了议席，所以区内的一切都该而由他接管。民众联络所也属于安顺区所有，理应转交给他。英国国会的规则不就是这样——接受选举结果，与对方握个手，给他写封祝贺信等等。这是年轻一代议员的想法。
李光耀并未斥责我们，不过他问了老将们怎么看这件事。他们说不，我们不可能交出联络所，这是我们的基地。联络所一旦由他接管，他就有了扎根的平台，我们从此就再也难以收复失地了。这绝对不成。所以你就学到了个中道理。那，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堂堂正正地继续留守联络所？联络所属于政府设施，你不会把政府设施交给反对党管理。我们这批年轻人很天真地以为联络所是隶属于选区的单位，所以认为理应由当选议员接管。老一辈议员则说：不行。
问：这个道理也一并适用于人民协会属下的所有其他单位如居民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吗？
答：没错，这些全是隶属于政府的单位。可是你也得公平行事。任何人只要愿意推动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就可以使用居委会和联络所。但是这些单位不能用来推动政党政治。反对党不可能来推动政府政策，而我们却会这么做。如今这些规则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因为在最初阶段，我们都会一身白衣白裤走进联络所。可是一旦反对党进来了，我们就必须严守规矩了。我们制定了一套公正的行为准则：禁止任何人穿着白衣白裤走进联络所。起初我对此很不满，告诉他们我偏要找来一个莱佛士书院的男生[4]走进联络所，看你能拿他怎么样！可是哪怕我们再不便再不悦，人民协会还是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条例。
问：所以人民协会与人民行动党政党分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自此就成了常态？
答：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区分政府与政党。我们没把民众联络所转交给惹耶勒南是正当合理的，因为联络所属政府所有。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将联络所交给人民行动党管理，这个不妥当。必须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问：后来您当上总理，也没觉得有必要对此作出改变？
答：不。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背后的理据是：这些设施单位属于政府所有。你身为政府职员，也就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条例，才不会给敌对阵营落下话柄。你留意到了吗？我们的基层活动的宣传布条都不能以议员身份署名，只能打上“基层组织顾问”字样。因为如果议员可以用这些设施，那在后港[5]，反对党也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们说不行，只有基层组织顾问可以使用这些设施。你说这不公平，我说这很公平啊。
问：您会认为这个做法形同于你们对“忠诚的在野党”其实并无概念吗？
答：我们有啊。但怎么可以允许反对党接管政府设施？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这可是政府单位。
问：我想，这个问题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国会议员，无论在野党执政党，都属于这个体制。国会里有了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国家才能受益。在野党议员也和执政党议员一样，共同隶属于这个体制。所以，当在野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成功当选，政府理应给予他们相同的待遇，毕竟在野党议员的存在同样有利于整个国家。
答：你投入一场公平的选战争取胜利，而所得的战利品……只要能保住，就一定要力保。如果保不住，就合法地交出去。我们当年如果把安顺区的民众联络所交出去，那建屋局分局也要交出去；万一我们失去更多选区，我们就得向对方，也就是阿裕尼[6]和后港，送出越来越多的战利品。关键在于维持公平原则和统一标准。市镇理事会，我们交出去了。你不能说市镇会也属于政府。就市镇会而言，谁当选谁就接管。而我们知道他们会利用市镇会招聘人手、建立实力。市镇会雇员多半都会成为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因为如果政党输了选举，他们也会丢失工作。这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反对党市镇会的员工支持工人党的程度会比我们的市镇会员工支持行动党来得更甚。
问：这是很精明务实的政治手段。是您所经历的政治教育教会您的？
答：是的，全都得学上来。起初，你会有点天真，光是靠着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希望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但真正深入政治沙场，才发现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最终，我也说过了，一定得是一场公平竞争。当然，我们身为执政者，必定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个在所难免。我们可以由部长级人物领军到集选区竞选，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有人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但你们阵营里头没有部长，难道也是我的错？[7]让我们正面看待丢失阿裕尼集选区一事。我们很不希望这样，但从此以后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集选区并不是专为行动党而设的。反对党一样拿得下。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有没有部长级人物，反对党都有胜出的机会。集选区制度可从来不是障碍。
问：安顺补选结果还在哪些其他方面促使人民行动党做出改变？
答：李光耀的说法是，我们输掉的并不只在于区区一个议席；在国会里丢了一个议席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当年总是囊括国会的所有议席。我们输掉的，是行动党给予外界所向无敌的观感。这是我们承受的最大创伤。在那一刻之前，我们是坚不可摧的。政府想做任何事，无论政策是否讨好，如果必须这么做，一旦决定了，我们就势在必行。所向披靡。无论我们做什么，人们都愿意支持，对行动党全然信任——执政党坚不可摧。人们认为行动党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次败选之后，就必定会有更多的失败接踵而来。
要怎么制止失去更多议席？行动党议员必须能在国会中畅所欲言，直言不讳。不然，这个角色就只会由惹耶勒南来扮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精明地扮演好反对党议员的角色。这是为了展示，行动党议员完全可以在国会中向政府提出尖锐质询，而不只是全靠唯一的反对党议员提问。就这样，我们变得更有“反对党意识”，乃至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把自己视为反对党人，投身总统选举与行动党对立。[8]
问：看李先生与惹耶勒南在国会辩论中过招，滋味如何？
答：很不自在。就有这么一场辩论，双方的遣词用字……可以这么说吧……并不是国会一般的惯常用语。[9]在场的好多人都觉得很难堪。李先生的遣词用字非常强烈，却又不至于触犯国会规则——近乎人身攻击，非常侮辱性的字眼。惹耶勒南试着反击，但他并没有使用类似狠话。简直是咄咄逼人。放马过来吧！李先生会这么说。你我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差点要起身说，够了。对我们而言，这根本不是国会辩论该有的方式。那也许是其他国家的国会运作的方式，但我不习惯这样的作风。
问：您那个时候可曾同李先生分享过您的感受？
答：他没问。他要是问了，我会说他有点过度了。那是他那一代的政治风格，你要赢，就得狠。但我们这一代不同，性格也很不一样。我们不会使用他那样的语言。显龙的口才很好，但他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毕竟时代改变了，对手也换了人了。
这就是国会议长和我们这一代议员努力维持的行为准则。后来的国会辩论，我们都避免使用人身攻击的语句；任何人想效仿惹耶勒南或李光耀相互辱骂，国会议长必定会制止，人们也会同意这并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国会辩论方式。辩论再激烈都无妨，但是请把个人仇恨先抽掉，大家就事论事。可是，一旦碰上了一个频频作人身攻击又难缠的反对党对手，那总理就必须要有回击的能力。如果总理是个翩翩君子，就另外找个能回击的人代劳，也就是“打手”，如副总理或律政部长，他们都可以帮你出招。
问：李光耀是不是想向年轻一代的未来领导人示范该怎么应付这一类的政治对手？
答：是的。他并没有要我们学他这一套，但大家都目睹了惹耶勒南不好对付，而就是要以这个方法才治得了他。而当我们跟詹时中[10]过招，你知道的，那完全是另一种非常友善且毫无敌意的方式。我并没有模仿李光耀进行人身攻击的方式。你知道自己不是李光耀，所以最好也别有样学样。
问：您也提到，李光耀对惹耶勒南有一种近乎个人的仇恨。那您本身呢？
答：我对他并没有同样的感觉。其实我跟他不算熟，就是在政坛上相识。我知道他有些妄自尊大，说话的姿态等等，但不至于讨厌他。我对他也算不上友善，就是把他当成敌对阵营的对手。我的意思是，见面时我们还会说话的。但如果让李光耀看到任何人在跟惹耶说话，他就会质问那个人：为什么要那么做，难道不知道惹耶勒南是什么样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