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行動黨看似大難臨頭，吳作棟還是不認為行動黨會敗選。行動黨當年正處在極端樂觀的大好時代里，選舉對這個政黨來說就等於是一個接一個持續不斷的勝選謝票遊行。競選期中途，吳作棟與林子安、王雅興和莊日昆進行交流，分享各自對基層民情的體察與解讀。四人都預測行動黨的得票率較之蒂凡那84%的得票率會大幅下降，但大家還是認定行動黨必勝。吳作棟和林子安預測得票率會介於55%至60%，莊日昆估計至少55%。王雅興最為悲觀，他預測支持率會跌破55%。「但即使是他，散會前我再問：我們能不能贏？他認真思索了一番後說：能贏！」吳作棟說道。根本沒人預料到會敗選。林子安說：「我們都不認為情況會嚴重到讓我們會失掉議席。我當時的感覺是，人們終究還是會選黨不選人。」吳作棟向李光耀彙報了同事們的意見：「他問我什麼情況，我說，是有一些小問題。他再問：『我們能贏嗎？』我說是。『肯定嗎？』我說是。我告訴他，這其實不光是我的觀察，還問過其他人的。他說好，只要能勝出就好。」
然而，行動黨的選情卻急轉直下，居民的冷漠和疏離逐漸演變為公開宣洩不滿情緒甚至挑釁。林子安回憶說：「有居民看到我們來就大力把門關上，我和作棟都吃了不少閉門羹。」吳作棟則說，行動黨的一次群眾大會上，有居民從周圍的組屋扔下垃圾。「有一回正在演講，突然聽見『叭哴』一聲巨響，有人從高樓丟下一包炒粿條，居然還有空鐵罐。還有空的餅乾鐵罐。情況堪憂。」群眾大會反應很冷清，他也說得很白：「出席的可能大多是自己的朋友。我學著李光耀的做法，刻意走到台側觀察。有時會去得稍遲，從場子後面進來，穿過群眾感受一下氣氛。這時候我會發現好多人蹲著聊天，根本沒興趣聽台上的人在說些什麼。」
到了10月31日投票日當天，白衣人陣營殘留的任何一絲希望也蕩然無存了。「我們走出投票站時，人們跟我們沒有任何眼神交集，就只是一味地快步擦身而去。接收到這些點點滴滴的信息，我們感覺到這場仗恐怕是要輸掉了。」吳作棟憶起當時的情景。「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估計情勢會是五五開。最多只能是險勝。」李光耀也得到了情報，卻並非來自吳作棟。他近中午時分打了通電話給王雅興，要他據實報告。王雅興掌握了紅山一帶卜基（非法賭檔）的賠率情報，他說：「我坦白告訴他我們的勝算只剩五成，勝負差距不會超出千票。他問我還有機會翻盤嗎？我說我會盡力。」對於李光耀的從旁勘察，吳作棟並不感到意外：「他私下向雅興和日昆打探選情，我並不意外。我之前也說過了，相信，但也須查證。他會查證。」
無論如何，一切都太遲了。當晚，吳作棟領著行動黨的一支小團隊到安順路上顏永成中學計票中心等待選舉結果揭曉，那裡早已擠滿了人，工人黨支持者的人數以三對一的比例遠遠超過行動黨支持者。莊日昆形容，當時的場面相當緊張。「如果工人黨沒勝，很可能就會發生流血衝突了。他們的支持者手中的旗杆全是尖頭的，暴動一觸即發。」吳作棟說當晚的氣氛極度緊繃。「畢竟是補選，行動黨支持者來的並不多，我們站在後方邊上，對方陣營占據了前方。」當年沒有手機，兩方支持者只能耐心等待成績揭曉。吳作棟說：「裡面的情形究竟怎麼樣，外頭的人是毫無頭緒的。不像現在，人人有手機，可以時時通過簡訊互通消息。」
深夜10時53分，補選結果公布：
夏萬星：131票
惹耶勒南：7012票
馮金興：6359票
現場歡呼雷動，淹沒了擴音機傳出的成績報告。歷史在此刻改寫了。人民行動黨在同一個選區的支持度，短短十個月內驟降了足足三十七個百分點，堪稱新加坡獨立史上最戲劇性的一次選情大逆轉。馮金興想上台發言，卻被群眾轟下了台，這位自1965年以來行動黨首位吃敗仗的候選人灰頭土臉地悻悻然離場。顏永成中學這一晚的情景成了吳作棟多年的夢魘。「噢，現場是一片歡騰！可是並不是我們這一邊。」說著，他側著頭墜入了回憶深淵。「群眾都在高喊：『惹耶！惹耶！』每一次有巴士經過，都會有人追著巴士跑，邊跑邊喊：『惹耶！惹耶！惹耶贏了！』群情激昂。而行駛中的巴士也會鳴笛回應。有些剛巧經過的車子聽見了也會鳴笛同慶。」問他，民眾為行動黨的挫敗展現這等欣喜若狂的反應，他看在眼裡，心中是什麼樣一種滋味，他回說：「唔……就是淒涼。」
而他的煎熬仍未結束。保鏢告訴他，李光耀要找他談談。當年沒有手機，附近的商店也全打烊了，他得步行超過一公里回到行動黨安順支部。他腳步飛快，腦海中只想著一件事：「要怎麼跟李先生交代呢？」電話接通了，李光耀問他怎麼回事。「我的回答是：我們輸了。」他說道。「我提出了幾個之所以落敗的理由。我說我們並沒有料到會輸，但是結果顯然比我們預想的還要糟糕。繼續尋找各種藉口是毫無意義的。我不怪任何人，也沒說是候選人表現差勁，我們就是輸了——就是時機不對吧。也並不是馮金興的錯。表象底下其實暗流洶湧，人們心裡埋著不滿和怨氣，只是我們沒覺察罷了。李先生說，沒事。他問起馮金興，我說他們全在裡頭，看起來還好。他並沒有生氣。那種時刻，你才真正見識到什麼是領導人的真正風範——木已成舟，接下來該何去何從？你要繼續往前看。」
Q
A
問：補選結果揭曉後，您跟李光耀討論了些什麼？
答：事後檢討。就是這樣才能從失敗中學習。很簡短地進行了事後剖析，敗選的理由大家其實都心裡有數。但整個基調是前瞻性的。我們都學到了一點：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們召開了一次全體國會議員大會，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接下來在安順區應該怎麼做？我們是繼續管理安順區的民眾聯絡所嗎？還是讓惹耶勒南接手管理？我覺得理應交給惹耶來管理，許多年輕議員也有同樣想法。我認為應該公平行事——他贏得了議席，所以區內的一切都該而由他接管。民眾聯絡所也屬於安順區所有，理應轉交給他。英國國會的規則不就是這樣——接受選舉結果，與對方握個手，給他寫封祝賀信等等。這是年輕一代議員的想法。
李光耀並未斥責我們，不過他問了老將們怎麼看這件事。他們說不，我們不可能交出聯絡所，這是我們的基地。聯絡所一旦由他接管，他就有了紮根的平台，我們從此就再也難以收復失地了。這絕對不成。所以你就學到了個中道理。那，有什麼理由可以讓我們堂堂正正地繼續留守聯絡所？聯絡所屬於政府設施，你不會把政府設施交給反對黨管理。我們這批年輕人很天真地以為聯絡所是隸屬於選區的單位，所以認為理應由當選議員接管。老一輩議員則說：不行。
問：這個道理也一併適用於人民協會屬下的所有其他單位如居民委員會、公民諮詢委員會嗎？
答：沒錯，這些全是隸屬於政府的單位。可是你也得公平行事。任何人只要願意推動政府的政策和計劃，就可以使用居委會和聯絡所。但是這些單位不能用來推動政黨政治。反對黨不可能來推動政府政策，而我們卻會這麼做。如今這些規則變得越來越清楚了。因為在最初階段，我們都會一身白衣白褲走進聯絡所。可是一旦反對黨進來了，我們就必須嚴守規矩了。我們制定了一套公正的行為準則：禁止任何人穿著白衣白褲走進聯絡所。起初我對此很不滿，告訴他們我偏要找來一個萊佛士書院的男生[4]走進聯絡所，看你能拿他怎麼樣！可是哪怕我們再不便再不悅，人民協會還是必須嚴格執行這些條例。
問：所以人民協會與人民行動黨政黨分離，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自此就成了常態？
答：是的。我們那個時候開始區分政府與政黨。我們沒把民眾聯絡所轉交給惹耶勒南是正當合理的，因為聯絡所屬政府所有。同樣的道理，也不能將聯絡所交給人民行動黨管理，這個不妥當。必須一視同仁，公平處理。
問：後來您當上總理，也沒覺得有必要對此作出改變？
答：不。這是不可能改變的。因為背後的理據是：這些設施單位屬於政府所有。你身為政府職員，也就必須嚴格遵守規則條例，才不會給敵對陣營落下話柄。你留意到了嗎？我們的基層活動的宣傳布條都不能以議員身份署名，只能打上「基層組織顧問」字樣。因為如果議員可以用這些設施，那在後港[5]，反對黨也可以使用了。所以我們說不行，只有基層組織顧問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你說這不公平，我說這很公平啊。
問：您會認為這個做法形同於你們對「忠誠的在野黨」其實並無概念嗎？
答：我們有啊。但怎麼可以允許反對黨接管政府設施？這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這可是政府單位。
問：我想，這個問題還可從另一個角度看：所有國會議員，無論在野黨執政黨，都屬於這個體制。國會裡有了來自不同政黨的議員，國家才能受益。在野黨議員也和執政黨議員一樣，共同隸屬於這個體制。所以，當在野黨候選人在選舉中成功當選，政府理應給予他們相同的待遇，畢竟在野黨議員的存在同樣有利於整個國家。
答：你投入一場公平的選戰爭取勝利，而所得的戰利品……只要能保住，就一定要力保。如果保不住，就合法地交出去。我們當年如果把安順區的民眾聯絡所交出去，那建屋局分局也要交出去；萬一我們失去更多選區，我們就得向對方，也就是阿裕尼[6]和後港，送出越來越多的戰利品。關鍵在於維持公平原則和統一標準。市鎮理事會，我們交出去了。你不能說市鎮會也屬於政府。就市鎮會而言，誰當選誰就接管。而我們知道他們會利用市鎮會招聘人手、建立實力。市鎮會雇員多半都會成為政黨的忠實支持者，因為如果政黨輸了選舉，他們也會丟失工作。這是一把雙刃劍。所以，反對黨市鎮會的員工支持工人黨的程度會比我們的市鎮會員工支持行動黨來得更甚。
問：這是很精明務實的政治手段。是您所經歷的政治教育教會您的？
答：是的，全都得學上來。起初，你會有點天真，光是靠著書本上學來的知識，希望把這些理論付諸實踐。但真正深入政治沙場，才發現情況截然不同。但是最終，我也說過了，一定得是一場公平競爭。當然，我們身為執政者，必定占有一定的優勢，這個在所難免。我們可以由部長級人物領軍到集選區競選，這也是我們的優勢。有人說這不是一場公平的競爭。但你們陣營裡頭沒有部長，難道也是我的錯？[7]讓我們正面看待丟失阿裕尼集選區一事。我們很不希望這樣，但從此以後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說：集選區並不是專為行動黨而設的。反對黨一樣拿得下。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有沒有部長級人物，反對黨都有勝出的機會。集選區制度可從來不是障礙。
問：安順補選結果還在哪些其他方面促使人民行動黨做出改變？
答：李光耀的說法是，我們輸掉的並不只在於區區一個議席；在國會裡丟了一個議席根本不算什麼，我們當年總是囊括國會的所有議席。我們輸掉的，是行動黨給予外界所向無敵的觀感。這是我們承受的最大創傷。在那一刻之前，我們是堅不可摧的。政府想做任何事，無論政策是否討好，如果必須這麼做，一旦決定了，我們就勢在必行。所向披靡。無論我們做什麼，人們都願意支持，對行動黨全然信任——執政黨堅不可摧。人們認為行動黨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這次敗選之後，就必定會有更多的失敗接踵而來。
要怎麼制止失去更多議席？行動黨議員必須能在國會中暢所欲言，直言不諱。不然，這個角色就只會由惹耶勒南來扮演。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得精明地扮演好反對黨議員的角色。這是為了展示，行動黨議員完全可以在國會中向政府提出尖銳質詢，而不只是全靠唯一的反對黨議員提問。就這樣，我們變得更有「反對黨意識」，乃至當中的一些人開始把自己視為反對黨人，投身總統選舉與行動黨對立。[8]
問：看李先生與惹耶勒南在國會辯論中過招，滋味如何？
答：很不自在。就有這麼一場辯論，雙方的遣詞用字……可以這麼說吧……並不是國會一般的慣常用語。[9]在場的好多人都覺得很難堪。李先生的遣詞用字非常強烈，卻又不至於觸犯國會規則——近乎人身攻擊，非常侮辱性的字眼。惹耶勒南試著反擊，但他並沒有使用類似狠話。簡直是咄咄逼人。放馬過來吧！李先生會這麼說。你我勢不兩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差點要起身說，夠了。對我們而言，這根本不是國會辯論該有的方式。那也許是其他國家的國會運作的方式，但我不習慣這樣的作風。
問：您那個時候可曾同李先生分享過您的感受？
答：他沒問。他要是問了，我會說他有點過度了。那是他那一代的政治風格，你要贏，就得狠。但我們這一代不同，性格也很不一樣。我們不會使用他那樣的語言。顯龍的口才很好，但他的語言風格迥然不同，畢竟時代改變了，對手也換了人了。
這就是國會議長和我們這一代議員努力維持的行為準則。後來的國會辯論，我們都避免使用人身攻擊的語句；任何人想效仿惹耶勒南或李光耀相互辱罵，國會議長必定會制止，人們也會同意這並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國會辯論方式。辯論再激烈都無妨，但是請把個人仇恨先抽掉，大家就事論事。可是，一旦碰上了一個頻頻作人身攻擊又難纏的反對黨對手，那總理就必須要有回擊的能力。如果總理是個翩翩君子，就另外找個能回擊的人代勞，也就是「打手」，如副總理或律政部長，他們都可以幫你出招。
問：李光耀是不是想向年輕一代的未來領導人示範該怎麼應付這一類的政治對手？
答：是的。他並沒有要我們學他這一套，但大家都目睹了惹耶勒南不好對付，而就是要以這個方法才治得了他。而當我們跟詹時中[10]過招，你知道的，那完全是另一種非常友善且毫無敵意的方式。我並沒有模仿李光耀進行人身攻擊的方式。你知道自己不是李光耀，所以最好也別有樣學樣。
問：您也提到，李光耀對惹耶勒南有一種近乎個人的仇恨。那您本身呢？
答：我對他並沒有同樣的感覺。其實我跟他不算熟，就是在政壇上相識。我知道他有些妄自尊大，說話的姿態等等，但不至於討厭他。我對他也算不上友善，就是把他當成敵對陣營的對手。我的意思是，見面時我們還會說話的。但如果讓李光耀看到任何人在跟惹耶說話，他就會質問那個人：為什麼要那麼做，難道不知道惹耶勒南是什麼樣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