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6日至4月2日赴美访问，成为拜登就任总统后，首个访问华盛顿的东盟国家首脑。在访美期间，李显龙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美国政要，美国工商业界领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宣布制裁俄罗斯不是选边站，新加坡选择的是“捍卫基本国际原则和国家利益”。李显龙访美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此刻访美有何意图？近日，直新闻特约记者姜晶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范磊，以下是采访实录。
特约记者姜晶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不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新加坡也成为东盟唯一一个加入对俄制裁行列的国家。这是否表明新加坡与美国形成了某种“特殊关系”？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范磊：新加坡与美国自1966年建交以来，在经贸、投资、政治和安全领域一直保持了深度合作的双边关系，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调整，新美关系的发展更是不断升温。目前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且新加坡还是拥有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地位的唯一国家。本次李显龙访美，更是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阿耳忒弥斯协定》的东南亚国家，李显龙也成为拜登上台以后首位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但是，新美两国并不是盟友关系，两国没有盟约，却有深度的安全合作，而且美国海军长期部署在新加坡的樟宜军港，这是美国海军自撤出苏比克湾以后在东南亚开辟的第一处航空母舰驻泊基地。甚至在越战期间的1966年，新加坡为了向美国示好，就曾允许在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度假，并由此而激发了美国对新加坡的兴趣，李光耀也在随后的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连续四年访问美国，初步奠定了新美早期的合作关系。新加坡对美国的诉求：一是经济领域，从建国之初至今，新加坡对美国的投资依赖一直存在，二是安全领域，冷战时期新加坡希望美国成为东南亚反共的防波堤和新加坡国家安全的保护伞（避免被马来西亚和印尼吞掉），冷战后尤其是近20年来，新加坡希望美国成为亚太区域有效的平衡力量，维持该区域的大国均势。
相关数据显示，美国目前以超过20%的高比例在新加坡外来直接投资国家中位居首位，其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就已经大幅投资该国的制造业领域，目前美国在新加坡的投资超过了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总和。在过去三年中，美国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数量超过4500家，增长了近20%。新加坡在美国也拥有超过730亿美元的投资，是美国第二大来自亚洲的投资者，而且是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上最大的亚洲投资者。新加坡外长维文曾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累计存量超过3380亿美元，......这笔钱比美国在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投资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在东南亚的总投资中约有85%是在新加坡——这在新加坡创造了许多好工作。”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也曾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安全存在为地区带来了稳定与和平。但要使这种情况持续到未来几十年，美国不能缺席该地区不断发展的经济架构。”
所以，如果说新美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话，这种关系自其建国之初就存在了。本次新加坡成为东盟唯一一个加入对俄制裁的国家，如李显龙和其他领导人的表态，一是维护国际规则，二是维护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同时，新加坡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会强调，俄罗斯不是新加坡的敌人，新加坡对俄罗斯的制裁只是表达它在类似地区冲突中的基本态度，正如它当年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反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的立场一样。
而且，一直以来，新加坡奉行的是相对中立的大国平衡战略，采取的是两边下注的对冲理念。在中美关系中，新加坡一直表示不会选边站，而且希望与中美两大国都做朋友。在2022年1月ISEAS发布的一个调查中，如果未来必须要在中美两国中选边站的话，东盟整体有57%的受访者选择美国，对于新加坡而言，则高达77.9%的受访者选择了美国，比2021年提高了12.1%。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面临中美战略竞争，新加坡民间的态度。
特约记者姜晶晶：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从3月26日至4月2日访问美国，也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后首次访美。李显龙在此刻访美有什么深层考虑？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范磊：李显龙选择这个时间点出访美国，直接原因有两个，正如他在接受随访的新加坡本土媒体采访时所说：“我上一次来是2019年9月，是冠病（新冠）疫情之前，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这一开场白明确了本次出访的直接目的，即希望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一方面缓解因新冠疫情而造成的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压力，另一方面提升应对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世界新变局下新加坡所面临的新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俄乌冲突对新加坡的压力。俄乌冲突所引发的震荡早已超出了俄乌双边乃至区域范畴，一个多月来的局势发展已经在多个领域影响到了世界对于相关课题的深入思考。作为小国的新加坡，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冲击，所以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对俄采取制裁的国家，也因此在3月7日被俄罗斯列为非友好国家。
新加坡此举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小国的脆弱和忧虑。李显龙在此次访问中更是援引当年柬埔寨被入侵和美国入侵格拉纳达时，新加坡的反对态度来强调此次新加坡对乌克兰危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的基本立场的历史继承性。在新加坡看来，这是新加坡国家利益和维护国际规则的需要。当然，李显龙和其他多位新加坡政要都不忘强调，新加坡不是俄罗斯的敌人，只是就事论事的外交选择。为此，李显龙还专程到纽约拜会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其次，强化新美关系的考虑。李显龙在美访问期间，除了与拜登和哈里斯会见之外，还与美防长奥斯汀、财长耶伦、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众议长佩洛西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会面，在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新加坡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深度强化新美关系的基本诉求，毕竟新加坡是拥有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地位的唯一国家。李显龙与拜登会谈后，共同发表了《新美领导人联合声明》，除了对乌克兰危机的共同关切之外，双方强调要深入拓展新美在基础建设、网络与太空这三个领域的双边合作。
今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了其所谓的印太战略，而这一框架也是会谈的焦点。李显龙对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欢迎，不过在相关表态时，他却多次使用了“亚太”概念，引发舆论的诸多解读。也许，对新加坡而言，加强与美国合作推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而且灵活的正面经济议程是当前的首要选择，至于这个框架是否有针对第三方的趋向，并不是新加坡考虑的重点。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所在地的新加坡，也许更愿意借助更为中性的“亚太”概念来表达其一贯的外交理念。
再次，新冠疫情的压力。3月2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大幅松绑防疫措施，改变了以往的疫情防控政策，开始迈向与新冠共存的阶段。当然李显龙也提醒民众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疫情的波折。如今放开疫情防控政策也体现了官方所称的两年来所取得的疫情防控成果较好的自信。李显龙在美国受访时就指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新冠疫情，开始与新冠并存，那么新加坡也可以做到。这无疑也是在为新加坡的疫情松绑政策寻找合理性的佐证支持。
不过，松绑政策多多少少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压力的无奈。尽管政府指出2021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像2020年那样低迷，而且当下新加坡全国的失业率正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甚至政府预测新加坡经济在2022年将实现3％至5％的增长，但是对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外来投资的新加坡而言，再继续坚持以前的阻断措施无疑对于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是无益的。在新美关系的经济层面，目前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所以，李显龙此行到华盛顿化缘，以推动疫情中新加坡经济复苏的意图也是明显的。
最后，平衡地区力量格局的认知。大国平衡一直是新加坡长袖善舞的小国大外交的不二法则，其实换位思考之后就不难理解新加坡这种行为偏好的内在考虑。正如《联合早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新加坡外交所做的一切，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出发点是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根本目的则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利益。这是小国要在国际上存活的必须。”一语道破了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选择。
所以，李显龙在到访美国期间，不论是在与拜登、哈里斯等领导人的会谈，还是参与美国智库的对话会，一直都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希望美国能够了解并关注新加坡的战略关切。希望不同的大国能够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注入信心，缓解他们的安全焦虑。所以，一方面他既肯定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新加坡不会选边站的立场和原则。
本次长达8天的访问，不论对于新加坡还是对于美国，无疑都是满满的收获，而拜登也对新加坡在地区乃至国际局势中的小国大外交定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联合记者会上，拜登就明确指出，他希望能够咨询李显龙的意见，并认为李显龙本人和新加坡都承担了明显大于他们自身份量的挑战。这个表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李光耀的影子照在了李显龙的身上。可以说，这是李显龙此行最大的个人收获。
特约记者姜晶晶：如果美国以俄乌危机为理由对中国发起次级制裁，新加坡是否会继续跟随美国步伐？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范磊：按照新加坡的说法，新加坡采取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非将俄罗斯视为敌人，而是其外交价值观的直接表达。但是，即便有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影响俄罗斯将其列为非友好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与新加坡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新加坡和中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性的活动，虽然迟至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才正式建交，但是自新中国成立至建交前的40余年中，双方在经贸甚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相关数据显示，1959年新加坡就已经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6999万美元），20世纪60年代还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地。1956年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为团长的新加坡工商业贸易考察团一行54人应邀访问新中国，期间还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于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需要，李光耀、杜进才等政府高层曾多次提出访华，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但这些本可能会改变中新关系历史的访问皆因故未能成行。1965年8月18日，新加坡独立不到十天，即委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的高德根到香港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会晤，通报新加坡独立的消息。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在联大投票时，新加坡投的是赞成票）、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问题。1971年11月初，北京举行亚非桌球友谊赛，新加坡受邀参加，意味着两国的官方接触再次启动，并促成了次年中国桌球队对新加坡的访问。1974年9月，时任中国副外长的乔冠华在纽约与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会面时主动邀请其访华。1975年3月，拉惹勒南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拉惹勒南一行，足见中方对发展与新加坡关系的诚意。1976年5月，李光耀实现了他一生33次访华行程的首次出访，这已经是周恩来去世四个月以后了，未能与周恩来会面是李光耀外交履历中引以为憾的事情。而毛泽东临时决定接见李光耀，也让李光耀感到中方对发展中新关系的重视。回国后，李光耀即放宽了新加坡公民到中国旅游和访问的限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从而彻底扫除了新加坡在中新两国建交问题上的心结。1990年10月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和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双边关系不断深化。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国和新加坡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新关系再上新台阶。
2020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迎来建交30周年。因为疫情原因，两国的双边交往及庆祝活动未能全面展开，但是两国领导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频繁互动与沟通则向外界展示了彼此对中新双边关系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在祝贺中新建交30周年的贺电中指出，中新“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中方愿与新方共同努力，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目前，2013年至2021年，中国连续8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2021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940.5亿美元，同比增长5.4%，双方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让新加坡这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不会非理性地采取与中国为敌的政策。而且，在次国家层面，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力地推动并密切了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目前，双方建有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分别是中新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广州知识城也已于2018年升级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此外还有中新吉林食品区、川新创新科技园等合作项目。新加坡还与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天津、江苏、广东、上海等8省市分别建有经贸合作或全面合作机制，同深圳建有智慧城市合作机制，还有无锡工业园、大连货柜码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