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年长者的自杀人数增加。辅导员指出，可以在护理领域以外，培训更多前线职员，学习识别抑郁症、自杀倾向等迹象；鼓励更多雇主聘请年长员工；以及教导家人和社区不要轻视任何人关于自杀的言论。
根据新加坡援人协会上个月发布的数据，去年有129名60岁以上的年长者自杀，比2016年多了六人，人数也创下1991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卫生部则表示，虽然人数增加，但这个年龄层的自杀率其实已逐年下滑。去年，每10万名65岁以上的年长者中，有16.4人自杀，比率比前几年低。
新加坡的自杀率也比香港和韩国来得低。在2016年，香港每10万名65岁以上的年长者中，有24.2人自杀；在韩国，每10万名年龄超过80岁的年长者中，有78.1人自杀。
让年长者继续受雇
新跃社科大学的老年学高级讲师Helen Ko博士告诉《亚洲新闻台》，年长人士的自杀率一般都较高。生理疾病和精神病，特别是抑郁症，是最大的导因。
其他刺激因素还包括失业、丧失亲人等。
她相信，让年长人士继续受雇是改善这个问题的明智之举。
她说，受雇有很多好处。“从社会方面，年长者会感受到自己对工作场所和社会还可有所贡献。”
此外，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也让他们有独立感。不过，Helen Ko 博士也承认，这有许多挑战，因为即便年长人士的工作经验丰富，但雇主不愿聘请他们。
有30年辅导经验的Helen Ko博士也说，在年长者陷入抑郁状态前，其实还可采取许多防范措施。她指出，政府和社会福利团体所提倡的活跃乐龄计划是正确的，因为这可让年长者保持活跃，身心健康。
这些计划也让年长者有所期待。
不过她也指出，虽然现在有了许多日间护理中心，但中心活动的费用并不是人人所能负担的。
Helen Ko博士也建议，培训更多像护士、医生和警察等专业人士，及早察觉出年长者的自杀倾向。
曹氏基金会属下华美辅导服务的助理总监王劲也表示赞同。
王劲说：“乐龄护理专家，尤其是医生、社工和辅导员，一定要特别留意求救信号，识别风险，及时采取行动。”
她说，政府积极推广与年长者为友的义工服务，因此义工们也应该得到培训，学习识别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征兆。
Nobel Psychological Wellness Clinic的心理医生盛国汉说，家庭医生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许多患有抑郁症的乐龄人士都是接受家庭医生的诊治。
“但是，年长者的抑郁症一般都被忽视，而没有得到妥善治疗。部分原因是他们常有多种疾病，而这些都可能是构成症状的原因，因此医护人员通常都比较专注在治疗疾病。”
盛医生指出，一些想过自寻短见的病人是那些子女每年只探望他们一次的年长者、那些退休后认为自己生活缺乏意义的人，以及那些过去忽略了家庭，而现在反遭家人遗弃的。
加强抑郁症方面的教育
盛医生也提醒，不要轻视年长者提及自杀的话语。“研究显示，那些自杀的人都曾经和别人谈论过自杀。”
他指出，即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足够，应该要花时间聆听对方，互相扶持。
“情绪低落、自我忽视、提及自杀的随意言论，都可能指向更深层的忧郁，不应该置之不理。”
盛医生说，抑郁症是自杀背后的主要导因，因此必须加强在抑郁症方面的公共教育。
他说：“抑郁不是老龄化的正常现象。”
王劲也表示，提高意识和接受度将会改变人们对抑郁症和自杀的看法，因此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及时对症下药。
她说，到华美辅导服务中心接受辅导的人里面，有约5%有自杀倾向。这个现象较为平稳，而干预性措施至今也非常成功。
心理卫生学院老龄心理科顾问Richard Roshan Goveas说，有自杀倾向的年长者，早期症状包括变得越来越孤僻、直接或是间接地表达自杀的倾向或冲动，将贵重物品送人、立遗嘱、囤积药物、以及对家人和社会感到绝望。
Goveas医生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年长者应该要有人照料，而这通常是在医院环境内。
“像抑郁症这样隐藏式的心理病必须得到治疗。年长病患的精神状况有所改善时，其他机构就可能需要介入，按个别案例而定。”
这些机构包括家庭服务中心、辅导服务、日间护理中心、乐龄活动中心等。
医生说，有自杀倾向的年长者可以靠抗抑郁症药物来得到帮助；与社会隔绝的病患则可以参加日间护理中心或是乐龄活动中心的活动。同家人关系不好的，则可通过辅导员得到帮助。
王劲说，在一个例子中，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年长者因为需要截肢，而担心自己的独立性受影响，因此想要自寻短见。不过，辅导中心的及时干预，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提供实际援助，帮助他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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