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于2月26日表示，新加坡的财政预测屡次实现盈余，并非因政府过于保守，而是由于全球环境的高度波动性所致。
黄循财在2026年预算案辩论结束时指出，尽管财政预测基于当前最可靠的数据显示，但全球局势持续演变，使得新加坡——这个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测愈发困难。
他重申了2023年至2024年期间上调消费税（GST）的重要性。黄循财解释，虽然从2027财政年度起税收收入预计将因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附加税而增长，但这些新增收入并不能取代消费税上调所承担的结构性财政功能。
消费税上调势在必行
回应工人党议员吉拉德·贾姆（Gerald Giam）对重新评估消费税上调的呼吁，黄循财强调，尽管存在多种税收渠道，但GST在支撑国家日益增长的支出方面发挥着“结构性作用”。新加坡于2023年将GST从7%上调至8%，并于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9%。
BEPS是指跨国企业利用各国税制漏洞，规避缴纳公平税负的策略。新加坡对大型跨国企业实施15%的最低有效税率，以增加税收收入。
“消费税上调的核心目标，是为老龄化社会日益增长的结构性医疗支出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支出需求具有永久性，将持续扩大，必须由稳定可靠的税收基础来支撑。”黄循财说。
他指出，本世纪初政府已预见医疗支出将大幅攀升，同时社会需求、能源转型、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也需大量投入。尤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下半叶，医疗资金将实现“显著且永久性增长”。
尽管政府已提高房产税、豪华车购置税及最高档个人所得税率，但仍不足以填补结构性资金缺口。
黄循财也提及工人党建议将年度国家预算中可动用的“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上限从50%提升至60%。NIRC允许政府动用储备金的部分预期回报，以支持财政可持续性。
“我们不采纳此提议，是因为NIRC框架是为保障代际公平而精心设计的。”黄循财表示，“若将上限提升至60%，虽可缓解短期压力，却会削弱财政纪律、减少应对未来冲击的缓冲空间，并将更沉重的负担转嫁给下一代。”
最终，黄循财强调，消费税仍是唯一兼具广泛性与可持续性的方案，既能满足医疗需求，又能保护国家储备体系。“新增的企业税收入将强化我们的财政地位，但无法取代GST在资助永久性、持续增长的医疗支出方面的结构性角色。”
他还指出，新加坡的税收政策秉持平衡与渐进原则：资源向需求更迫切者倾斜，同时大力投资人力资本——包括早期儿童教育、优质中小学与高等教育，以及终身学习体系。
“向上流动始终是我们社会契约的核心。在这里，你的起点绝不会决定你的终点。”黄循财说。
财政预测源于最可靠数据
针对议员贾姆、杨莉明（PAP-马西岭-油池）、蔡明耀（WP-盛港）和谢耀泉（PAP-裕廊中）对财政预测准确性的质疑，黄循财回应称，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盈余预计达151亿新元（约合120亿美元），远超最初预估的68亿新元。前一财年盈余为64亿新元，远高于最初预估的8000万新元。
“这或许是我最钟爱的话题，因为我早年在财政部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财政预测。”黄循财说。
他指出，新加坡的预测偏差处于合理区间，与其它先进经济体相当。财政预测由财政部经济学家基于每财年初期的最优数据（包括GDP增长假设）编制而成。
“近年来收入超出预测，并非因政府过于保守，而是因为全球环境持续演变，使得预测本身充满挑战。”黄循财解释，“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增长结果常与预测大相径庭——因为我们的经济命脉系于全球。预测新加坡的GDP，几乎等同于预测全世界的GDP。”
他还补充道，房产交易收入与购车配额溢价等项目本就难以精准预测。
“我向国会和全体新加坡人保证：我们的财政方法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持续保持负责任与专业。”
不渲染悲观情绪
黄循财还驳斥了“行动党政府刻意渲染悲观前景以获取选举优势”的说法。工人党主席裴德盛曾在预算辩论中指出，最近一次大选的时机选择恰在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后，意在利用关税不确定性凝聚选民对执政党的信任。
黄循财回应称，美国“解放日”关税政策出台后，全球陷入广泛不确定性，政府必须迅速行动。“有多少分析师预测新加坡2025年将实现5%的增长？我记不起一个。我们之所以未陷入最坏境地，部分源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但更关键的是我们果断采取的措施。”
他强调，新加坡积极与美国沟通以捍卫核心利益、深化与其他国家联系、缔结新协议以维持投资者信心，这些努力值得肯定。“我们不应为了政治得分而贬低这些贡献。今日我们的实际表现优于预测，这正是新加坡与全体国民的喜讯。”
黄循财最后表示：“若当年政府选择暂不提高消费税，寄望于收入意外增长，而经济形势却未如预期好转——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截然不同的辩论。我们会手忙脚乱地填补财政缺口，从弱势中应对危机。但因为我们做出了艰难却负责任的决定——选择了责任而非便利——我们今天才得以站在坚实的优势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