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於2月26日表示，新加坡的財政預測屢次實現盈餘，並非因政府過於保守，而是由於全球環境的高度波動性所致。
黃循財在2026年預算案辯論結束時指出，儘管財政預測基於當前最可靠的數據顯示，但全球局勢持續演變，使得新加坡——這個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預測愈發困難。
他重申了2023年至2024年期間上調消費稅（GST）的重要性。黃循財解釋，雖然從2027財政年度起稅收收入預計將因BEPS（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附加稅而增長，但這些新增收入並不能取代消費稅上調所承擔的結構性財政功能。
消費稅上調勢在必行
回應工人黨議員吉拉德·賈姆（Gerald Giam）對重新評估消費稅上調的呼籲，黃循財強調，儘管存在多種稅收渠道，但GST在支撐國家日益增長的支出方面發揮著「結構性作用」。新加坡於2023年將GST從7%上調至8%，並於2024年進一步提升至9%。
BEPS是指跨國企業利用各國稅制漏洞，規避繳納公平稅負的策略。新加坡對大型跨國企業實施15%的最低有效稅率，以增加稅收收入。
「消費稅上調的核心目標，是為老齡化社會日益增長的結構性醫療支出提供資金支持。這些支出需求具有永久性，將持續擴大，必須由穩定可靠的稅收基礎來支撐。」黃循財說。
他指出，本世紀初政府已預見醫療支出將大幅攀升，同時社會需求、能源轉型、安全與基礎設施建設也需大量投入。尤其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下半葉，醫療資金將實現「顯著且永久性增長」。
儘管政府已提高房產稅、豪華車購置稅及最高檔個人所得稅率，但仍不足以填補結構性資金缺口。
黃循財也提及工人黨建議將年度國家預算中可動用的「凈投資回報貢獻」（NIRC）上限從50%提升至60%。NIRC允許政府動用儲備金的部分預期回報，以支持財政可持續性。
「我們不採納此提議，是因為NIRC框架是為保障代際公平而精心設計的。」黃循財表示，「若將上限提升至60%，雖可緩解短期壓力，卻會削弱財政紀律、減少應對未來衝擊的緩衝空間，並將更沉重的負擔轉嫁給下一代。」
最終，黃循財強調，消費稅仍是唯一兼具廣泛性與可持續性的方案，既能滿足醫療需求，又能保護國家儲備體系。「新增的企業稅收入將強化我們的財政地位，但無法取代GST在資助永久性、持續增長的醫療支出方面的結構性角色。」
他還指出，新加坡的稅收政策秉持平衡與漸進原則：資源向需求更迫切者傾斜，同時大力投資人力資本——包括早期兒童教育、優質中小學與高等教育，以及終身學習體系。
「向上流動始終是我們社會契約的核心。在這裡，你的起點絕不會決定你的終點。」黃循財說。
財政預測源於最可靠數據
針對議員賈姆、楊莉明（PAP-馬西嶺-油池）、蔡明耀（WP-盛港）和謝耀泉（PAP-裕廊中）對財政預測準確性的質疑，黃循財回應稱，2025財政年度的預算盈餘預計達151億新元（約合120億美元），遠超最初預估的68億新元。前一財年盈餘為64億新元，遠高於最初預估的8000萬新元。
「這或許是我最鍾愛的話題，因為我早年在財政部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做財政預測。」黃循財說。
他指出，新加坡的預測偏差處於合理區間，與其它先進經濟體相當。財政預測由財政部經濟學家基於每財年初期的最優數據（包括GDP增長假設）編制而成。
「近年來收入超出預測，並非因政府過於保守，而是因為全球環境持續演變，使得預測本身充滿挑戰。」黃循財解釋，「對新加坡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增長結果常與預測大相逕庭——因為我們的經濟命脈繫於全球。預測新加坡的GDP，幾乎等同於預測全世界的GDP。」
他還補充道，房產交易收入與購車配額溢價等項目本就難以精準預測。
「我向國會和全體新加坡人保證：我們的財政方法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將持續保持負責任與專業。」
不渲染悲觀情緒
黃循財還駁斥了「行動黨政府刻意渲染悲觀前景以獲取選舉優勢」的說法。工人黨主席裴德盛曾在預算辯論中指出，最近一次大選的時機選擇恰在國際貿易緊張局勢升溫之後，意在利用關稅不確定性凝聚選民對執政黨的信任。
黃循財回應稱，美國「解放日」關稅政策出台後，全球陷入廣泛不確定性，政府必須迅速行動。「有多少分析師預測新加坡2025年將實現5%的增長？我記不起一個。我們之所以未陷入最壞境地，部分源於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但更關鍵的是我們果斷採取的措施。」
他強調，新加坡積極與美國溝通以捍衛核心利益、深化與其他國家聯繫、締結新協議以維持投資者信心，這些努力值得肯定。「我們不應為了政治得分而貶低這些貢獻。今日我們的實際表現優於預測，這正是新加坡與全體國民的喜訊。」
黃循財最後表示：「若當年政府選擇暫不提高消費稅，寄望於收入意外增長，而經濟形勢卻未如預期好轉——那麼今天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場截然不同的辯論。我們會手忙腳亂地填補財政缺口，從弱勢中應對危機。但因為我們做出了艱難卻負責任的決定——選擇了責任而非便利——我們今天才得以站在堅實的優勢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