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加坡人不再认同精英治国的理念。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精英不再像以前那么遥不可及。人们发现政府的“精英”的标准太过偏重于考试成绩、学历学位，质疑他们挑选行政官和部长的“选贤任能”渠道太过狭窄，不再觉得政府里的所谓精英比自己更高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参与公共治理的欲望也日益高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及时为大家的参与提供了方便和低成本的平台。可以说，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在新加坡已经失去了政治基础。
第三，新加坡人不再接受反福利主义的政策。从前是寄人篱下讨生活的移民，对殖民地政府敬而远之。有什么事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找亲人、同乡、会馆。随着对国家认同感的加强，主人翁的意识也加强了。人们对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也有了更多的要求，在教育、医疗、养老、收入不平等、移民政策等方方面面给政府施加压力。新加坡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民意变化，在2011年大选后积极作出调整，整体政策明显地“向左转”，在提高福利、注重公平的方向上跨出大步。
上述变化趋势当李光耀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这不是新加坡独有的，在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李光耀为新加坡的高速发展采取了一些实用主义的措施。作为一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他善用法律手段对付政治对手，也利用执政党在国会中的多数通过适用的法律，但对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的基本规则仍然保持应有的尊重。所以，他的那些措施并没有对法治和民主的框架产生结构性的长效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模式是一个过渡模式。可以期待，后李光耀的新加坡在协商民主、治理创新方面会有新的突破，呈现出这个城市国家独有的鲜明特色和顽强的生命力。
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经验有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一是新加坡“小”的优势。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委托代理的链条很短，能保证相对透明、高效。政府领导人同时又是国家领导人，有充分的自主权。第二点仍然与城市国家的特性有关。领导人没有升迁的奢望，必须把自身利益和新加坡的长远利益紧紧挂钩，因而有很强的意愿推动社会发展。第三是民主选举制度。没有这一条，就无法限制领导人滥用权力，就不能体现人民对施政过程和结果的真正评价。
这三点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首先是分权。应该减少集权，让那些和新加坡规模大小类似的城市政府掌握地方发展的主要权力。第二是建立奖惩机制，使市主要领导人的自身利益与地方的长期利益挂钩。应当避免领导人频繁的调动和交流，这样做容易使人产生“流寇”思想。第三，在市一级引进公正的民主选举，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把“一把手”的权力真正关到笼子里。这三条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新加坡的经验其实不复杂，要真正学过来却没有那么容易，要下很大的决心。
陈抗：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以及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也是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讲座教授。
（作者：陈抗）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