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新加坡见了一些朋友。
有人是几年前从国内科技公司调过来的，有人自己做生意，把家庭安在新加坡；也有人主要业务仍在中国，只是让妻子和孩子长期生活在这里，自己在两地之间往返。
有的人收入很高，新加坡昂贵的房租、国际学校和日常消费，对他们来说只是换取安全、效率与便利的成本；也有人只是普通程序员、产品经理或金融从业者，拿着工作准证举家过来，每个月都要认真计算房租、学费和下一次续签。
前几年，中国互联网一度流行“润去新加坡”。
如今几年过去，真正留在这里的人，已经不太谈“润”了。
他们谈的是：工作还能不能稳定，孩子应该读什么学校，永久居民身份能不能拿到，以及一家人究竟要不要继续留下。
那几年，很多人确实把新加坡当成了出口
2021年至2023年前后，正值中国科技企业加速出海、新加坡争夺科技人才的时期。
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系、拼多多、Shein以及大量金融科技、游戏、电商和跨境支付公司，都在新加坡扩充区域业务。对国内大厂员工来说，被调往新加坡一度意味着更高的薪资、更国际化的履历，以及一种相对清晰的生活转换。
新加坡就业准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EP，持有人数量从2021年底的16.17万人增加到2023年底的20.54万人。此后增长明显放缓，2024年底为20.21万人，2025年底约20.33万人。这个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前几年的快速扩张窗口已经过去，现在更接近一个稳定而谨慎的阶段。
当时来新加坡的中国人，不全是富豪。
其中有大量技术人员、产品经理、金融从业者、咨询顾问和跨境业务人员。他们的共同点通常是学历不错，能够使用英语工作，收入足以申请工作准证，又希望给家庭增加一种可能性。
新加坡看起来几乎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
它讲英语，却有大量华人；社会秩序稳定，距离中国不远；孩子可以接受国际教育，成年人又能继续在亚洲市场工作。
相比欧美，它没有那么遥远；相比日本，英语工作环境更成熟；相比香港，它与整个东南亚市场联系得更紧。
这解释了为什么那几年，不少人会把新加坡视为一个现实可行的中间答案。
老板和普通工薪家庭，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新加坡
但真正生活下来以后，会发现新加坡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一些老板和高收入家庭来说，新加坡的成本并不是最大问题。
国际学校一年几万新元，房租每月几千甚至上万新元，周末飞往曼谷、巴厘岛、东京或香港，这些都可以被视为维持一种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必要支出。
一位朋友说，不要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应该把它看成一座城市。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截至2025年3月，樟宜机场连接约170座城市，由接近100家航空公司运营，每周航班超过7200架次。
从新加坡飞往吉隆坡、雅加达、曼谷、胡志明市，大多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去香港、广州、深圳，也属于可以频繁往返的距离。
因此，对经常跨境工作、又不太在意机票和交通成本的人来说，新加坡的实际边界并不只在这个小岛上。
他们的生活半径，是整个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城市组成的航空网络。
新加坡小、活动少、生活单调，这些常见批评，对他们未必构成真正的问题。周末觉得无聊，可以去另一个国家；工作需要见客户，也可以当天或次日返回。
但这种自由有一个前提：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你来说“不算成本”。
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新加坡则是另一种生活。
他们不能把每次旅行都视为日常，也不能忽略国际学校、住房和医疗保险的价格。网上有关举家迁往新加坡的讨论中，最频繁出现的不是税率，而是一个月收入到底够不够一家人生活。
在近期一些家庭咨询中，月收入1.2万新元、带两个孩子的家庭，得到的普遍反馈仍然是“可以生活，但不会宽裕”；如果两个孩子都要读国际学校，压力会明显增加。
这正是新加坡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高收入者购买的是便利；普通中产承受的却是一套持续的固定成本。
很多人不是移民，而是在维持一种跨境家庭
和朋友聊天时，我发现不少家庭并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全家移民”。
有些孩子和妻子在新加坡，丈夫的主要业务仍在中国；有些人在新加坡管理公司，但运营、客服和大量后台人员放在马来西亚；还有人拿着新加坡工作准证，却每个月仍要回中国开会。
他们的生活更像一种拆分状态：
家庭和教育放在新加坡；
业务和客户留在中国；
成本较高的管理、法务和融资岗位放在新加坡；
大量运营和执行人员放在马来西亚。
这种“新加坡总部＋马来西亚运营”的结构并不难理解。
新加坡适合放公司总部、资本、关键管理人员和国际客户，但土地、人工和办公成本较高。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柔佛，则拥有更低的土地、电力和运营成本。近年来，大量数据中心和企业设施向柔佛扩张，本身就是新加坡成本外溢的结果。
对老板来说，这是一种资源配置。
对普通员工来说，却意味着家庭长期处于几个城市之间。
学术研究对40名在新加坡生活的中国专业移民进行访谈后，也发现他们的生活往往具有明显的跨境属性：工作、家庭责任与社会关系持续分布在中国和新加坡两边，很难简单归为“已经离开”或“已经融入”。
所以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他们只是增加了一个生活坐标。
技术移民的窗口还在，但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宽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仍然是工作。
目前，新加坡普通行业EP申请人的最低月薪门槛为5600新元，而且还需要通过COMPASS互补专才评估框架。雇主也需要证明自己公平考虑过本地求职者。
这意味着，今天想凭一份普通白领工作移居新加坡，已经比几年前更难。
真正具有优势的，通常是几类人：
AI、数据、金融科技等紧缺领域的高级人才；
能够管理东南亚区域业务的人；
熟悉跨境支付、电商、供应链或合规的专业人员；
能够为公司带来客户、资本或国际市场的人。
只熟悉中国国内业务、技能相对容易替代的普通中层，吸引力会明显下降。
这也是最近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能够感受到的变化。
前几年，公司在问：“能不能找到足够的人？”
现在公司更常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岗位一定要由外国人来做？”
因此，过去那一批来到新加坡的技术人才，确实赶上了一个窗口。
窗口并没有完全关闭，只是已经从“扩张性吸纳人才”，转向“有选择地留下人才”
拿到工作准证，不等于真正获得身份
很多人刚去新加坡时，常把工作准证理解成长期居留的第一步。
从制度上说，EP和S Pass持有人确实有资格申请永久居民。
但“可以申请”与“能够拿到”，是两件事。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会综合考虑申请人的经济贡献、社会贡献、家庭情况以及融入能力，并不会公开一套达到多少工资、工作多少年就一定获批的公式。
这让很多普通技术人员处在一种长期不确定中。
他们有稳定工作，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也可能在这里生活了三四年，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永久居民。
如果拿不到PR，很多成本会一直以外国人价格计算；一旦工作出现变化，整个家庭的居留安排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有朋友把新加坡工作准证形容为：
公司给了你一张长期机票，但没有承诺终点站在哪里。
这并不是说新加坡不欢迎外国人才。
恰恰相反，新加坡长期依赖外国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但它希望留下的是能够持续贡献、适应本地社会并真正扎根的人，而不是把所有工作准证持有人自动转化为移民。
孩子往往决定一个家庭最终留不留下
普通家庭来到新加坡后，最大的分水岭通常不是工资，而是孩子。
没有孩子的人，可以通过合租、减少住房面积和控制消费，把生活成本压下来。
有孩子之后，问题会完全改变。
外国孩子进入新加坡政府学校，要面对身份顺位、考试和剩余学位；选择国际学校，则意味着每年数万新元的费用。
网上都提到，真正让他们重新评估是否继续留在新加坡的，往往不是日常吃饭，而是住房和教育。国际学校学费每个孩子每年3万至5万新元并不罕见，而热门学校还可能更高。
老板可以把孩子的国际学校费用视为长期投资，普通雇员却必须问：
这份工作能否稳定十年？
两个孩子的学费能否持续承担？
如果没有拿到PR，还要不要一直交外国人价格？
如果未来离开新加坡，孩子的课程怎么衔接？
因此，一些最初只是为了工作来到新加坡的人，几年后反而会因为孩子决定留下。
也有人正好相反：工作本身没有问题，但算完教育和住房成本后，最终选择去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回到中国。
前几年去了新加坡的人，现在开始回答真正的问题
前几年的问题是：
能不能离开原来的生活？
今天的问题则变成了：
这套新的生活，能不能长期维持？
有人已经适应了这种跨境生活，把新加坡当作长期基地；有人仍然在等待PR，生活悬在一份工作准证上；有人把运营和成本转移到马来西亚；也有人在几年之后重新选择了另一个国家。
它更像一座昂贵但高效的城市。
当你有能力使用它的机场、金融、教育和商业网络时，它的面积并不小，生活也未必无聊。
但如果你只是依靠一份普通工作，带着一家人，希望低成本获得身份、教育和安稳生活，新加坡可能比想象中更难。
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适合这里的，不是他有多想离开原来的生活。
而是他有没有能力，长期承担新加坡提供的那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