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新加坡因为在疫情管控方面手段有效备受赞誉，感染死亡人数极少。疫情爆发后很长时间里，新加坡在彭博社的抗疫能力排名中名列第一。最近，随着德尔塔新冠变异毒株在全球蔓延，新加坡提高了警戒级别，社区病例也上升到三位数。不过新加坡疫情控制的三大权衡是值得关注的。
艾德·阿拉拉尔副教授
Eduardo Araral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吴木銮
Alfred Muluan Wu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在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管控，新加坡做了三大权衡，值得其他国家参考。
这三大权衡分别是：
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还是保证经济民生。
应急策略还是循序渐进。
直接还是圆滑沟通之间的权衡。
1 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还是保证经济民生
细数这三个权衡，首先是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还是保证经济民生权衡。这是最难的权衡。
从一开始，在重大疫情爆发后，实施封锁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这只是保护医疗保健系统的权宜之计。封锁降低病毒传播速度，给医疗系统喘息空间，不过封锁会影响经济和民生，特别是封锁对底下阶层的生计影响更大。相反，新加坡的策略是谨慎地重新开放，分阶段加强戒备。
当然，家庭的生计和经济可持续性以及公众的身体健康是决策中的复杂因素，需要决策者小心平衡。
长时间居家隔离加剧早已存在的社会经济割裂，因为疫情加剧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及其他困难
但封锁的影响并不止于此。新加坡虽然只在2020年4月至6月实施了两个月的“阻断器”措施，新加坡的家庭暴力案件在2020年和202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防疫措施降低人与人互动，这似乎加重了人们的精神问题。最近，青少年精神健康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各国政府应该尝试重新开放经济，尽快结束封锁，而新加坡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一点。开放经济的关键是加强社区卫生措施和保持安全距离，并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接触者追踪系统。
新加坡科技局与卫生部合作推出的接触者追踪应用TraceTogether在防疫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为隔离和治疗病患争取了宝贵时间。最近的德尔塔病毒的超级传播特点给许多国家疫情管理造成压力，新加坡也不例外，不过，TraceTogethe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防疫不单要靠追踪，还需要配合后续隔离，新加坡已经能够隔离90%以上与新冠确诊患者密切接触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避免了长时间的封锁，疫情防控减少重症和死亡还是逐步解禁、保证经济民生得到一些平衡。
2 应急策略还是循序渐进
应急策略还是循序渐进的权衡是非常重要。许多政府采用应急策略而完全忽略了循序渐进，很容易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当新加坡于2020上半年首次遭遇疫情挑战时，政府坚持优先对有流感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由于可供使用的检测试剂盒数量有限，无症状的民众不能参与检测（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类似的指示）。
新加坡做出的关键权衡就是循序渐进处理一些公共卫生事项，当然也有各种挣扎和教训。以口罩问题为例，政府选择将口罩优先供应给医疗机构，因为社会大众对口罩的巨量需求会导致供应压力过大。
当时中国的疫情也相当严峻，因此口罩短缺也成为全球问题（新加坡也不例外，多数家庭完全没有医用口罩可供使用 ）。当口罩证明有效防止传播，新加坡政府和淡马锡控股开始给民众发放可重复使用口罩。
此外，新加坡在疫情爆发时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后来在国家发展部的协助下，将大型建筑临时改建为社区隔离中心，如此才解决了轻微感染者的隔离问题。
优先采取渐进政策并不意味着没有努力迅速动用更多资源来应对紧急情况，但即使动员整个政府，在政策执行和收获成效之间也总是有延迟。因此，在任何危机开始时，最需要资源的人必须能够优先获得资源，而对于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成危机防控成败的重要因素。
3 直接还是圆滑沟通之间的权衡
最后，新加坡政府与社会大众进行了大量沟通。特别是抗疫领导小组成员在民间中有很好的口碑，有时候政府部长的民意支持度在疫情下更高。政府工作人员发言过于直接可能影响传播和政策实施，而政府的圆滑态度有时候也会招致批评，所以政府需要在沟通上非常小心。现有一些全球调查显示，公民倾向于支持在疫情问题上坚持信息透明的政府。
当公共卫生信息敏感，政府需要在努力防止恐慌的同时，也要向公众阐明严峻的形势。权衡是不易的。
现在，从一些疫情期间的民调来看，新加坡政府在沟通上处理得当，民众信任政府，因此新加坡在疫情管控方面相对较为顺利。从疫苗注射率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的努力和成就，现在400多万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超过全国人口七成多。这个比例很快接近八成。
政府的沟通如走钢丝般取得了艰难的平衡，新加坡在制定某类政策时一直持有坚定和明确的立场，却又不忽视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达成了合理的妥协。鉴于政府的公信力在疫情管控中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取得平衡尤为重要。
归根结底，新加坡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应对危机，是因为它在三项关键权衡中处理得当。暂时的“断路器”政策保持了医疗体系运作和经济运转，资源有效配置，快速做出全面决策，与民众有效沟通，维持了公民对于政府的高度信任。
这些权衡是管理危机的关键，新加坡的抗疫经验可以为同样仍在艰苦抗疫的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提供参考。
本文于2021年6月23日首次发表在澳洲国立大学“政策论坛”（Policy Forum）上。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
作者：唐百文 （Gwendolyn Thong）；公共政策硕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心理健康教育公司Chatty Caterpillar的创始人。
黄炳林（Steven PL Ooi）；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及高级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副教授。
艾德（Eduardo Araral）；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水政策研究所所长。
吴木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或其他机构组织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