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降临在我们身上，很残酷。回首过去，这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政治教育，因为这3年半时光，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也看到了权力、政治以及政府可以如何相辅相成。”
——李光耀谈日治时期
命运的脚印
1942年2月中旬，新加坡惹兰勿刹体育场里，年仅19岁的李光耀，正在度过一个无眠的晚上。
此时的体育场，已经被铁丝网团团围住，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在出口，高台上的探照灯扫视著每一个阴暗角落。
在这个难熬的夜晚，年轻的李光耀，第一次感到人生的幻灭。
不久前，李光耀度过了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农历春节。那一天，新加坡总督府的门前的米字旗被人扔进泥土中，而代表大日本帝国的旭日旗徐徐升起。
随着新加坡的陷落，李光耀的价值观也崩塌了。
因为出身富裕家庭的缘故，李光耀虽为华人，从小接受的却是西式教育，英语是他的母语。直到成年，他也不会讲华语。
在他的眼中，优雅的英国人一直以来是新加坡的“保护者”，为此地带来安全与繁荣。而他的同胞——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族，愚昧无知、只讲华语，是来自落后世界的“野蛮人”。
按照今天的标准，年轻时候的李光耀妥妥的算是个“精神英国人”。
然而，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凌厉的“自行车攻势”，将马来半岛的英国人打的溃不成军。
日军压城的消息传来后，过去高高在上的白皮“大人”们，纷纷携家眷匆忙出逃，对新加坡民众的结局漠不关心。远道而来的澳大利亚军团，还未开战就心惊胆战、丢盔弃甲。
平日里看似优雅的英国人原形毕露，让李光耀彻底失望。
日本人接管后，留守在市区祖宅、没有逃跑的李光耀很快接到当局命令，要前往惹兰勿刹体育场接受安全检查。李光耀和他的10万华族同胞，被安排在一个小小的体育场里。
不过幸好，陪着李光耀一同前来的仆人，在体育场旁的劳工宿舍有床位，李光耀才不至于和其他华族青年一样风餐露宿。
躺在床上的李光耀思索著，虽然号称“解放东南亚人民”，眼前的日本人也不是好相与的。
他还清楚的记得，就在几天前，他为了遮阳、戴着捡来的澳大利亚军帽，前去探望亲戚，不料路上引起了日本哨兵的注意。
日本兵挥舞著刺刀，戳穿了李光耀的军帽，并狠狠的扇了他一巴掌。日本兵命令李光耀跪下，紧接着一脚猛踢他的胸膛，把他踢翻在地。
日本人的粗暴，从此印在了李光耀的脑海里。
想到这里，第二天清晨的阳光开始透进窗户，焦虑映照在了李光耀仍显稚嫩的脸上——他不禁为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感到不安。
紧接着，体育场里人群骚动了起来，日本人的检查开始了。
李光耀看到，部分华族青年，被日本人搜身过后，会在左手臂和上衣上，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字，随后被允许离开体育场。
然而当他走上前接受检查时，当值的日本兵眉头一皱，命令他和另一队华族青年站到一起，等待着接下来的安排。
听到了日本兵的命令，李光耀头皮发麻，他本能地感觉到大祸临头，因此请求日本兵准许他回到宿舍收拾东西。日本兵答应了。
抓住机会，李光耀赶紧回到宿舍躲了起来，一天半之后，他才敢重新走回检查站。
这一次，李光耀脸上故作轻松，没有引起日本兵的注意。两个胶印盖上之后，李光耀走出了惹兰勿刹体育场，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后来李光耀才知道，曾经和他站在一起的那一队华族青年的命运。
这些人会被送到新加坡东部的海滩，离著名的樟宜监狱不远。这些人双手反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走向海面。随后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还会用刺刀戳、用脚踢，确认每一具尸体已经死亡。
这场史称“新加坡大屠杀”的惨剧，为的就是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然而与一般的热血青年不同，逃出生天后，李光耀并没有让忿恨填满胸膛。在他面前，更要紧的是家人的吃饭问题。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物资日渐匮乏，李光耀家里的存粮，也被日本兵劫掠一空。为了谋生，李光耀自学了日语，报名到日本电台工作，翻译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同时，他还在黑市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勉强让一家人温饱度日。
1944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国舰队打的节节败退，在电台工作的李光耀感觉日本人的日子到头了，于是便辞了职。
一年以后，两颗原子弹落在日本本土，在英军打到新加坡前，日本天皇便投了降。
日军临走前，街上的治安景象令李光耀印象深刻。此时的新加坡虽然物资极度匮乏，但在日本人的动不动就砍头的严刑峻法下，却能做到夜不闭户，与4年前英军撤退时，暴民四处劫掠的境况形成鲜明反差。
以至于多年之后，李光耀制定新加坡法律时，仍能想起当年日本人的做法……
幕后英雄
二战结束5年后，当李光耀从剑桥大学法律系学成归来时，新加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在新加坡隔壁的马来半岛，因抗日颇有声望的马来亚共产党，此时正高举“反殖民”旗号，和英国军队打着游击战。
在遥远的北方，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漂洋过海，撩动着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小岛。
一时间，新加坡局势波云诡谲。虽然英国人在战后又回来了，可是白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形象，已经被日本人彻底粉碎。有了印度独立的先例，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离开东南亚，也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的李光耀已经看清这一切，他有了自己主宰新加坡命运的野心。而当前混乱的新加坡政局，就是他崛起的最好机会。
不过，不会说华语、缺少民众基础的李光耀，仍在发愁怎样走出迈向政坛的第一步。而不经意间，机会却悄然而至……
1952年的一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的制服，到李光耀工作的律师事务所。
四人表示，他们是受当地议员推荐，向李光耀律师寻求帮助。因为邮差们英语不好，所以希望他能代表邮差工会，同新加坡政府谈判，提高邮差们的待遇。
接下这个案子后，李光耀动身前往市政府交涉，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市政府只答应给新加坡邮差和马来亚邮差一样的待遇，完全不考虑新加坡邮差工作任务更重，生活成本也高。
这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第一场仗，只能赢不能输。迫不得已，李光耀开始谋划著，号召邮差们进行罢工抗议。
罢工第一天早上，获知消息的新加坡市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和辜加兵（尼泊尔雇佣兵）包围了邮政总局，准备伺机逮捕闹事者。
然而李光耀却巧妙地安排邮差们第一天远离邮政总局游行，同时联系媒体，拍摄下了警察与军队严防死守的照片，发到当地报纸上。
报纸上还刊登了邮差工会的声明：“为了避免和武装警察发生冲突，第一天我们不在邮政总局游行。当我们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后，游行将会恢复。”
这下一子，市政府的严防死守和邮差们的和平请愿形成鲜明对比，公众们立刻转向同情邮差。
罢工一周之后，邮局派件工作堆积如山，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公众舆论反弹的更加强烈。新加坡当地马来文、华文报纸都开始批评市政府。
终于，市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同意和邮差们进行交涉。经过6个小时的艰苦谈判后，李光耀提出的要求，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这是1948年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政府有权未经审讯逮捕共产党）以来，第一场成功的罢工，没有暴力与流血。
本次罢工的幕后英雄李光耀，被媒体广泛报道，名声大噪，甚至一时间被奉为工人运动领袖。
新加坡一颗政治新星，从此冉冉升起了。
冷藏行动
1954年5月13日，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聚新加坡皇家山公园，他们在等待着学生代表与市政府的谈判结果。
不久前，新加坡当局颁布了“服役法令”，要求18至20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服役。
华语学校平日里饱受市政府的打压，这次的强制服役，更损害了学生们的读书权力，因此华校学生普遍抵制服役令，8名学生代表前去和总督交涉。
然而，在门外等待的千名学生没有等到代表们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三辆镇暴车。百余名白人警察突然冲向学生队伍，要求学生们解散。冲突中，数十名学生受伤，40多名学生被逮捕。
“5·13学潮”很快发酵开来，因为当局威胁关闭华人学校，冲突演化为市政府和整个华人社会间的矛盾。
当时被视为工人运动领袖、同时也是华裔的李光耀，被推举到发声的前线。
这一次运动中，李光耀还结识了另一个华人运动领袖——林清祥。
林清祥比李光耀年轻十岁，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与马来亚共产党颇有渊源。
与李光耀自小读英校不同，林清祥华校出身，在使用华语演讲方面得心应手，李光耀形容他“讲起福建家乡话来娓娓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这是李光耀所缺乏的。
有一次，林清祥当着4万名听众的面前高昂地说：“英国人说你不能用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如何站起来的！”
作为回应，热情的听众们则将握紧的拳头伸向天空，高喊“莫迪卡！”（马来语“独立”的意思），叫喊声响彻云霄。
为了实现赶走英国人的政治理想，李光耀有意拉拢林清祥，并结成政治盟友。华语讲不好的他，将林视为他和华人选民阶层的连接纽带。
起初，林清祥也将李光耀视为朋友。林认为李不过是个喝啤酒、打高尔夫球的纨绔子弟，试图用自己的革命理想引导他。
林清祥出访英国时，还特意买了英文版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给李光耀看。结果李光耀发现这是一本苏联人写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书，不置可否。
按李光耀的话来讲，新加坡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而他和林清祥结盟，“只是为了尽可能钓取池塘（指华校）里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的鱼”。
无论怎样，同床异梦的二人，还是于“学潮”的第二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PAP），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在内的3位党员，通过竞选成为立法会议员。
林清祥这一年刚刚22岁，创造了新加坡历史上最年轻议员的记录（保持至今）。当时的首席部长马歇尔还记得，李光耀曾向他夸耀林清祥，称他为“新加坡未来总理”。
不过，两个人的“蜜月期”并没能持续多久。
随着新加坡独立运动达到高潮，PAP声望越来越高。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地位，PAP在大选中一举成为多数党，36岁的李光耀出任总理，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年轻领袖。
这个时候，新加坡独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新加坡未来的发展道路，姓“资”还是姓“社”，则成为了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核心冲突。
1961年，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林清祥率领一批PAP党员出走，另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李光耀的“反共”政党PAP对峙。
这一次决裂，使李光耀的政治资源折损大半，许多华人选区的基层党组织，都跟随着林清祥离去。李光耀旗下的PAP，一度沦为少数党。
在这个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李光耀决定使一出“借刀杀人”计。
他向马来亚首相、巫统领袖东姑·拉赫曼提出，新加坡愿意与尚未独立的北婆罗洲三个邦，共同加入马来亚，组建马来西亚联邦，同时拜东姑为国家领袖。
李光耀知道东姑反共，他欲借东姑的手，折断新加坡共产党的翅膀。
起初，东姑对李光耀的提议并不感兴趣。因为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马来人的主导地位就会丧失。
不过李光耀对东姑和尚未离开的英国人反复威胁，如果不进行合并，届时新加坡共产党上台，革命的烈火就会燃烧整个东南亚，以此向东姑和英国人不断施加压力。
最终，东姑在英国人和李光耀的两面劝说下，接受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提议。
1962年，李光耀在新加坡抛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公投”，公投给了选民们A、B、C三种选项，区别是加入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自治程度不同。
神奇的是，本次公投并没有给选民拒绝加入马来西亚的选择。社会因此号召民众投出“空白票”，抵制本次投票。
不过，李光耀“魔高一丈”，他早就预料到社阵的这个反应，因此事先在选举规则中加入条文，“空白票就是选民拿不定主意，将计入得票最多的选项”。
在公投辩论中，PAP与社阵双方的宣传机器全开。结果，7成民众把票投给了自治程度最高的“A选项”，空白票仅占1/4。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大局已定。
这场失败，不禁让社阵成员有些气馁，不过他们彼时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祸，即将到来……
1963年2月2日，农历新年前夕，东姑手下的300名马来亚警察与特工，悄悄聚集在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