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规模上看，新加坡华人庙宇进深不大，轴线为两条的也不多，显得体量小，面积小，相对于中国的同类庙宇有小巧玲珑之感。由于早期移民人口不多，加上财力原因，开始是简单搭建，外观纯朴，后来虽有增强扩建，但终难与中国一比。新加坡华人庙宇的柱子多为石构，山墙厚实，这都与当地雨多、潮湿的海洋性气候有关。从环境景观角度观之，新加坡是个不太大的岛屿，当时的华人庙宇立于田园山野，四周是大海大川，视野开阔，不需要依靠建筑本身的巨大体量而同样生发出崇高之美感。如天福宫兴建初期是临海的，泊船上岸即到，由于后来的填海造地工程，面朝大海、帆船云集的胜景一去不复返了。
从庙宇室内外空间有关的宗教人物和艺术人物来看，新加坡华人庙宇供奉了许多能庇护航海的神明，如大量的妈祖像，连大伯公都有了护航的功能。庙宇中的人物装饰也有南洋特色，以天福宫为例，两两相对的四位宦官门神的共同点是持挂拂尘、朝珠等，其中两人显然是华人，而另外两人从脸形轮廓、肤色黝黑、络缌胡须等来看，明显为印度人。而仙女飞天的皮肤也不似中国的飞天，有着马来族和印族的深棕色。这些都真实地反映着新加坡的岛国特色和多元种族共处共融的现实。
从装饰动物来看，海洋性文化特点也很明显，如玉皇殿、天福宫等古庙，支撑结构雀替做成螃蟹，厢房檐角脊做成虾形装饰物，而正脊的龙似乎不加拘束，更为放纵：“中国屋脊上的装饰，通常都是吻著屋脊的，甚至还要在龙身上插箭锁龙。天福宫屋脊上的龙，不但没有吻著屋脊，没插箭，还抬起龙首，翘起龙尾，而且张牙舞爪，作腾起飞跃的样子，似乎是为了装饰而已。”[7]17也许是要昭显南洋人民热情奔放的特点。
图4 粤海清庙的匾额
从装饰植物来看，由于新加坡地处热带，花草树木的形态大小有着南洋的特点，映射到建筑艺术上也就从内容到形式有着和中国不同的风格。新加坡华人庙宇的装饰题材大体上和中国传统建筑是一致的，包括祥瑞神兽、花鸟鱼虫、山水风物等，植物方面也有松、梅、兰、竹、菊、荷等，但花卉果实装饰则带有南洋特色，如莲雾是原产于南洋地区的水果，莲雾木作就出现在天福宫的三川殿中，而香蕉则常见于双林寺的牌头。
从诸多庙宇的匾额也可看出新加坡华人庙宇突出的海洋文化特色，如相传为光绪皇帝题写的天福宫的“波靖南溟”“泽被功敷”，粤海清庙的“曙海祥云”“海国慈航”，梧槽大伯公宫的“灵通镜海”等(见图4)。一些对联也有海洋文化和移民国家的性质，例如琼州天后宫有幅楹联，是清朝驻新加坡第一位总领事黄遵宪于1891年所写，左联是：“入耳尽方言，听海客瀛谈越人乡语”，右联是：“缠腰数富豪，有大秦金缕拂算珠尘”。
与文字的直接表露不同，庙宇的南洋艺术的颜色特点则需要去品味。中国的庙宇在色彩基调一般是庄严厚重，而新加坡华人庙宇则相对色彩缤纷，有着高明度、高彩度的特点，显得亮丽:“如天福宫的建筑装饰颜料多以高彩的饱和色料为之，而望海大伯公则以加了较多白色的淡彩色调与粉色调为之，而双林寺则是在新旧建筑物中，以上二者的特色兼而有之。由于南洋地区建筑装饰，多喜爱高彩色之明亮色调，加上受到潮州匠师喜用饱和度高的金漆的影响，故古建筑在修整重髹时，亦会选择饱和度高的色彩。”[8]14与同样是供奉天妃的中国福建泉州天后宫相比，新加坡天福宫的金色和红色显得更为鲜艳耀眼。这些都与南洋艺术的鲜明活泼的特点是一致的。当代马来西亚华人庙宇也有过于追求色彩明亮华丽，粉刷过重而失去庙宇原真效果的情况。
五、活动多向化
新加坡华人庙宇作为早年移民唯一的综合性公共空间，其中的行为活动都揉合在一起，除了庆祝中元节、观音诞、天公诞、盂兰胜会、孔子诞辰等众多的本源的宗教活动和引申的民俗行为，其他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的众多社会活动也并行不悖。华人庙宇的公共服务性质十分突出，具有多领域多方向的特点。
从方言群来说，福建、潮州、海南、广府、客家等不同的方言群既有独立的庙宇，也有在同一大殿空间下移入各自的庙宇，供奉神明不一样，祭祀方式也不一样，各种活动自然也不同。例如位于大巴窑7巷的伍合庙由5座神庙组成(后退出一间)，其中聚天宫由福建人创建，通兴港由潮洲人创建，福德祠由广府人创建，昭应祠由海南人创建。这些不同的方言群所供奉的神明各有不同，聚天宫供奉大伯公、五谷仙帝、大宋三忠王等，通兴港供奉感天大帝，福德祠供奉土地公和土地婆，昭应寺供奉一百零八英烈兄弟。聚天宫创立了公立聚华学校，积极推广教育，通兴港设立消防队和自卫队，还成立料理丧事的福寿股，福德祠的宝诞庆典和粤剧表演最为突出，昭应祠则以中元普渡和敬老餐会为特色活动。
早期华人庙宇不仅是膜拜场所，也和会馆结合，具有联谊同乡、提供福利和服务丧葬的社会功能，如早期的福建会馆、海南会馆就是如此。1860年福建会馆成立时的会所就诞生在天福宫内，而天福宫是新加坡福建帮的最高代表机构。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最早也是设立在1854建立的琼州天后宫中。在早期由于“宫”“馆”一体，民众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与庙宇都有一定的关联。例如1860年以后，新加坡的福建人结婚在天福宫办理注册手续，其表现就是由陈笃生的儿子陈金钟在结婚证书上盖印。甚至一些民众死后的骨灰可寄存于寺院。[9]380
华人庙宇在特定时期会开展特定的活动，起著特定的作用，如在1942至1945年的新加坡日据时期，日本人对庙宇破坏较少，四马路观音堂根据“民胞物与”的慈善精神，积极收留战时难民，还设立救恤会、救伤队等。至于平时的祭礼、调解纠纷、扶贫济困、慈善活动等则司空见惯，庙宇作为联络中心还起到职业介绍所、调解同乡纠纷的民办仲裁所的作用。琼州天后宫创办的有百年历史的乐善居老人院，到现在都收住有150名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籍贯，多元化特点明显(见图5)。
图5 观音堂的人流
新加坡华人庙宇的社会活动的多向性和历史地位可以从以下线索来一窥全豹：社团、华校和华文报刊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三大传统支柱，其中社团是最早诞生的，而在社团当中，宗乡会馆则是时间最为悠长的组织，例如福建会馆、海南会馆、宁阳会馆、冈州会馆、符氏社、韩氏祠等，成立时间长达百年甚至一个半世纪，而宗乡会馆的前身就是华人庙宇。换句话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早组织源自华人庙宇，华人庙宇历史上是华人移民社群的活动中心，是集成了膜拜所、接待站、联络点、互助社等的多元活动空间，堪称华社的领导机构与精神会所。例如早年间在新马一带的大伯公庙不只是个宗教组织，还与当时的华人秘密组织有着紧密的关系。1844年槟城就出现一个被称为“大伯公”的私会党组织，而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梧槽区是华族秘密会社活动中心，梧槽大伯公宫作为160年前的华社秘密组织的联络点和大本营并不是偶然的。[10]11
要特别提及的是，庙宇办学对促进新加坡的教育、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移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校舍及资金均由庙宇提供，演酬神戏时的戏台平时就作为乡村学校的课室或考场。众多庙宇都有过办学的经历，如凤山寺、保赤宫陈氏大宗祠等都有过庙里办学的历史，而1849年建校的新加坡的第一所华校“崇文阁”就是诞生在天福宫。
六、功能时代化
新加坡华人庙宇功能多元化，适应性相当强，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功能，有的消失，有的新增，如具有民间性质的婚姻注册局的功能在当今就不复存在了。前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次长张思乐这样总结道：“从庙宇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不单是外观上的改变，在社会功能上，庙宇也发生急遽的变化。早期的庙宇，纯粹是让乡民联络情谊，烧香膜拜，求神保平安的地方；要不然，就是起乩做法会，协助乡民排忧解难。今天的庙宇，已不满足于此，它们还扮演其他社会角色，包括做善事、救苦济贫、兴办教育、颁发奖助学金、设洗肾中心、开办进修课程、举办节日活动等，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11]1
从历史上来看，新加坡的华人庙宇是华人移民的思想信仰、灵魂敬畏、精神寄托的空间，是宗教场所，也是早期移民的活动中心，可谓两百年前的民众联络所。当代的庙宇功能则超越的宗教范围，演变为一种迎合当时当地社区或文化需求的行为(见图6)。
图6 琼州会馆和天后宫的合一
华人庙宇以前服务过番移民，从形式到内容均从中国移植过来，具有浓厚的农村色彩和地缘(方言)色彩。随着新加坡的立国，农村消失，方言弱化。世异时移，居民住进组屋、公寓，城市建设一直在进行，有些神庙还需要另择地点，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对社区的发展有更高的参与度。前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次长符喜泉说：“据我所知，现在不少神庙每年都借助神诞宴会做慈善，为好些慈善机构筹集善款；有些则颁发奖助学金，协助贫困家庭孩子求学深造*；另一些则办补习班，协助贫困学生打好基础，争取光明前程；每到岁末，庙宇也都会分发度岁金、红包、礼包，让区内孤贫老弱共享佳节的欢乐。近年来，一些有能力的庙宇更办起了托儿所，甚至洗肾中心和医院，以最低的收费帮助有需要的社会大众。”[12]1
早期一般的庙宇常通过扶乩方式，为信徒“治病祛邪”，而当代有些庙宇则以新方法加以转化，在庙内设立中医诊所，开展义诊，如新庙莲显宫就是如此。当代生活节奏加快，家长繁忙，学童托管中心、为小学生提供上学前和放学后的托管服务、课后补习班、艺术学习班等在庙宇应运而生。一些民众体育活动常在庙宇里举行，有些庙宇自己拥有篮球队、醒狮团、锣鼓队或体育会，甚至还有防贼巡逻队。当代新加坡的不少互助社、联谊社是设在庙堂内的，有的提升为移民社会的政治、经济代表机构。一些庙宇成立佛学院、道教学院等宗教教研机构，编写文化丛书，庙宇自己拥有乐团和艺术团等也不罕见。
七、余论与结论
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华人“南来”新加坡，其实不只是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南来，还包括华人从马来西亚如马六甲的南来，庙宇也是这样，如1828年创立的恒山亭的主要发起人与捐款人薛佛记和陈送都来自马六甲，从马六甲南来新加坡的早期华社领袖跟那里的著名古庙青云亭有紧密关系。新加坡华人庙宇与马来西亚华人庙宇有同有异，限于篇幅，在此不议。
华人庙宇是一种建筑艺术，更是审美心灵与精神寄托的场所、传统的公共空间，在文化碰撞、融合直至转型过程中，其功能、意义、价值等显得繁杂丰富。造成新加坡华人庙宇多元杂义的原因很多，可以简要从中国传统空间和新加坡现实空间、移民的心灵世界和生存世界来解析。新加坡移民来自母国中国的不同区域，其先天的传统文化包含复杂多元的地形地貌和语言环境，秉持泛神论思想，而在本质上他们的心灵世界的宗教信仰并不坚深，世俗气息浓厚。到了异国他乡的南洋，国土狭小，新加坡空间尤为逼仄，华、巫、印、欧等多元民族的存在也自然显示出安宁共处的必要性，庙宇的“井水不犯河水”原则有着现实的意义。同时，新加坡的早年移民文化层次普遍不高，不大可能存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披荆斩棘的艰难生活使他们无暇他顾，生存第一，祈福攘灾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最后，新加坡当代的实用主义也使这庙宇的多元杂义性保持下来，从古至今延绵不绝，成为新加坡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
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庙宇是个综合多元的审美文化系统，具有精神的凝聚性、神圣的宗教性、民俗的集成性、人文的社区性、地方经济的推进性等复合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文化遗产它们至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对当代中国的传统庙宇的功能拓展有着借鉴的意义。在当代西化严重的新加坡，庙宇民俗的传承、会馆成员的老龄化是现实难题，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注：文中所有相片均为作者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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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Religious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On Comprehensiveness of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