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規模上看，新加坡華人廟宇進深不大，軸線為兩條的也不多，顯得體量小，面積小，相對於中國的同類廟宇有小巧玲瓏之感。由於早期移民人口不多，加上財力原因，開始是簡單搭建，外觀純樸，後來雖有增強擴建，但終難與中國一比。新加坡華人廟宇的柱子多為石構，山牆厚實，這都與當地雨多、潮濕的海洋性氣候有關。從環境景觀角度觀之，新加坡是個不太大的島嶼，當時的華人廟宇立於田園山野，四周是大海大川，視野開闊，不需要依靠建築本身的巨大體量而同樣生髮出崇高之美感。如天福宮興建初期是臨海的，泊船上岸即到，由於後來的填海造地工程，面朝大海、帆船雲集的勝景一去不復返了。
從廟宇室內外空間有關的宗教人物和藝術人物來看，新加坡華人廟宇供奉了許多能庇護航海的神明，如大量的媽祖像，連大伯公都有了護航的功能。廟宇中的人物裝飾也有南洋特色，以天福宮為例，兩兩相對的四位宦官門神的共同點是持掛拂塵、朝珠等，其中兩人顯然是華人，而另外兩人從臉形輪廓、膚色黝黑、絡緦鬍鬚等來看，明顯為印度人。而仙女飛天的皮膚也不似中國的飛天，有著馬來族和印族的深棕色。這些都真實地反映著新加坡的島國特色和多元種族共處共融的現實。
從裝飾動物來看，海洋性文化特點也很明顯，如玉皇殿、天福宮等古廟，支撐結構雀替做成螃蟹，廂房檐角脊做成蝦形裝飾物，而正脊的龍似乎不加拘束，更為放縱：「中國屋脊上的裝飾，通常都是吻著屋脊的，甚至還要在龍身上插箭鎖龍。天福宮屋脊上的龍，不但沒有吻著屋脊，沒插箭，還抬起龍首，翹起龍尾，而且張牙舞爪，作騰起飛躍的樣子，似乎是為了裝飾而已。」[7]17也許是要昭顯南洋人民熱情奔放的特點。
圖4 粵海清廟的匾額
從裝飾植物來看，由於新加坡地處熱帶，花草樹木的形態大小有著南洋的特點，映射到建築藝術上也就從內容到形式有著和中國不同的風格。新加坡華人廟宇的裝飾題材大體上和中國傳統建築是一致的，包括祥瑞神獸、花鳥魚蟲、山水風物等，植物方面也有松、梅、蘭、竹、菊、荷等，但花卉果實裝飾則帶有南洋特色，如蓮霧是原產於南洋地區的水果，蓮霧木作就出現在天福宮的三川殿中，而香蕉則常見於雙林寺的牌頭。
從諸多廟宇的匾額也可看出新加坡華人廟宇突出的海洋文化特色，如相傳為光緒皇帝題寫的天福宮的「波靖南溟」「澤被功敷」，粵海清廟的「曙海祥雲」「海國慈航」，梧槽大伯公宮的「靈通鏡海」等(見圖4)。一些對聯也有海洋文化和移民國家的性質，例如瓊州天后宮有幅楹聯，是清朝駐新加坡第一位總領事黃遵憲於1891年所寫，左聯是：「入耳盡方言，聽海客瀛談越人鄉語」，右聯是：「纏腰數富豪，有大秦金縷拂算珠塵」。
與文字的直接表露不同，廟宇的南洋藝術的顏色特點則需要去品味。中國的廟宇在色彩基調一般是莊嚴厚重，而新加坡華人廟宇則相對色彩繽紛，有著高明度、高彩度的特點，顯得亮麗:「如天福宮的建築裝飾顏料多以高彩的飽和色料為之，而望海大伯公則以加了較多白色的淡彩色調與粉色調為之，而雙林寺則是在新舊建築物中，以上二者的特色兼而有之。由於南洋地區建築裝飾，多喜愛高彩色之明亮色調，加上受到潮州匠師喜用飽和度高的金漆的影響，故古建築在修整重髹時，亦會選擇飽和度高的色彩。」[8]14與同樣是供奉天妃的中國福建泉州天后宮相比，新加坡天福宮的金色和紅色顯得更為鮮艷耀眼。這些都與南洋藝術的鮮明活潑的特點是一致的。當代馬來西亞華人廟宇也有過於追求色彩明亮華麗，粉刷過重而失去廟宇原真效果的情況。
五、活動多向化
新加坡華人廟宇作為早年移民唯一的綜合性公共空間，其中的行為活動都揉合在一起，除了慶祝中元節、觀音誕、天公誕、盂蘭勝會、孔子誕辰等眾多的本源的宗教活動和引申的民俗行為，其他的相關政治、經濟、文化的眾多社會活動也並行不悖。華人廟宇的公共服務性質十分突出，具有多領域多方向的特點。
從方言群來說，福建、潮州、海南、廣府、客家等不同的方言群既有獨立的廟宇，也有在同一大殿空間下移入各自的廟宇，供奉神明不一樣，祭祀方式也不一樣，各種活動自然也不同。例如位於大巴窯7巷的伍合廟由5座神廟組成(後退出一間)，其中聚天宮由福建人創建，通興港由潮洲人創建，福德祠由廣府人創建，昭應祠由海南人創建。這些不同的方言群所供奉的神明各有不同，聚天宮供奉大伯公、五穀仙帝、大宋三忠王等，通興港供奉感天大帝，福德祠供奉土地公和土地婆，昭應寺供奉一百零八英烈兄弟。聚天宮創立了公立聚華學校，積極推廣教育，通興港設立消防隊和自衛隊，還成立料理喪事的福壽股，福德祠的寶誕慶典和粵劇表演最為突出，昭應祠則以中元普渡和敬老餐會為特色活動。
早期華人廟宇不僅是膜拜場所，也和會館結合，具有聯誼同鄉、提供福利和服務喪葬的社會功能，如早期的福建會館、海南會館就是如此。1860年福建會館成立時的會所就誕生在天福宮內，而天福宮是新加坡福建幫的最高代表機構。瓊州會館(今海南會館)最早也是設立在1854建立的瓊州天后宮中。在早期由於「宮」「館」一體，民眾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與廟宇都有一定的關聯。例如1860年以後，新加坡的福建人結婚在天福宮辦理註冊手續，其表現就是由陳篤生的兒子陳金鐘在結婚證書上蓋印。甚至一些民眾死後的骨灰可寄存於寺院。[9]380
華人廟宇在特定時期會開展特定的活動，起著特定的作用，如在1942至1945年的新加坡日據時期，日本人對廟宇破壞較少，四馬路觀音堂根據「民胞物與」的慈善精神，積極收留戰時難民，還設立救恤會、救傷隊等。至於平時的祭禮、調解糾紛、扶貧濟困、慈善活動等則司空見慣，廟宇作為聯絡中心還起到職業介紹所、調解同鄉糾紛的民辦仲裁所的作用。瓊州天后宮創辦的有百年歷史的樂善居老人院，到現在都收住有150名長者，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和籍貫，多元化特點明顯(見圖5)。
圖5 觀音堂的人流
新加坡華人廟宇的社會活動的多向性和歷史地位可以從以下線索來一窺全豹：社團、華校和華文報刊是新加坡華人社會的三大傳統支柱，其中社團是最早誕生的，而在社團當中，宗鄉會館則是時間最為悠長的組織，例如福建會館、海南會館、寧陽會館、岡州會館、符氏社、韓氏祠等，成立時間長達百年甚至一個半世紀，而宗鄉會館的前身就是華人廟宇。換句話說，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最早組織源自華人廟宇，華人廟宇歷史上是華人移民社群的活動中心，是集成了膜拜所、接待站、聯絡點、互助社等的多元活動空間，堪稱華社的領導機構與精神會所。例如早年間在新馬一帶的大伯公廟不只是個宗教組織，還與當時的華人秘密組織有著緊密的關係。1844年檳城就出現一個被稱為「大伯公」的私會黨組織，而19世紀中葉的新加坡梧槽區是華族秘密會社活動中心，梧槽大伯公宮作為160年前的華社秘密組織的聯絡點和大本營並不是偶然的。[10]11
要特別提及的是，廟宇辦學對促進新加坡的教育、弘揚中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移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校舍及資金均由廟宇提供，演酬神戲時的戲台平時就作為鄉村學校的課室或考場。眾多廟宇都有過辦學的經歷，如鳳山寺、保赤宮陳氏大宗祠等都有過廟裡辦學的歷史，而1849年建校的新加坡的第一所華校「崇文閣」就是誕生在天福宮。
六、功能時代化
新加坡華人廟宇功能多元化，適應性相當強，不同的時代產生不同的功能，有的消失，有的新增，如具有民間性質的婚姻註冊局的功能在當今就不復存在了。前新加坡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政務次長張思樂這樣總結道：「從廟宇的變遷，可以看出我國社會的變化發展。不單是外觀上的改變，在社會功能上，廟宇也發生急遽的變化。早期的廟宇，純粹是讓鄉民聯絡情誼，燒香膜拜，求神保平安的地方；要不然，就是起乩做法會，協助鄉民排憂解難。今天的廟宇，已不滿足於此，它們還扮演其他社會角色，包括做善事、救苦濟貧、興辦教育、頒發獎助學金、設洗腎中心、開辦進修課程、舉辦節日活動等，這都是可喜可賀的事情。」[11]1
從歷史上來看，新加坡的華人廟宇是華人移民的思想信仰、靈魂敬畏、精神寄託的空間，是宗教場所，也是早期移民的活動中心，可謂兩百年前的民眾聯絡所。當代的廟宇功能則超越的宗教範圍，演變為一種迎合當時當地社區或文化需求的行為(見圖6)。
圖6 瓊州會館和天后宮的合一
華人廟宇以前服務過番移民，從形式到內容均從中國移植過來，具有濃厚的農村色彩和地緣(方言)色彩。隨著新加坡的立國，農村消失，方言弱化。世異時移，居民住進組屋、公寓，城市建設一直在進行，有些神廟還需要另擇地點，但它們的社會功能並沒有被削弱，對社區的發展有更高的參與度。前新加坡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政務次長符喜泉說：「據我所知，現在不少神廟每年都藉助神誕宴會做慈善，為好些慈善機構籌集善款；有些則頒發獎助學金，協助貧困家庭孩子求學深造*；另一些則辦補習班，協助貧困學生打好基礎，爭取光明前程；每到歲末，廟宇也都會分發度歲金、紅包、禮包，讓區內孤貧老弱共享佳節的歡樂。近年來，一些有能力的廟宇更辦起了託兒所，甚至洗腎中心和醫院，以最低的收費幫助有需要的社會大眾。」[12]1
早期一般的廟宇常通過扶乩方式，為信徒「治病祛邪」，而當代有些廟宇則以新方法加以轉化，在廟內設立中醫診所，開展義診，如新廟蓮顯宮就是如此。當代生活節奏加快，家長繁忙，學童託管中心、為小學生提供上學前和放學後的託管服務、課後補習班、藝術學習班等在廟宇應運而生。一些民眾體育活動常在廟宇里舉行，有些廟宇自己擁有籃球隊、醒獅團、鑼鼓隊或體育會，甚至還有防賊巡邏隊。當代新加坡的不少互助社、聯誼社是設在廟堂內的，有的提升為移民社會的政治、經濟代表機構。一些廟宇成立佛學院、道教學院等宗教教研機構，編寫文化叢書，廟宇自己擁有樂團和藝術團等也不罕見。
七、餘論與結論
有必要說明的是，所謂華人「南來」新加坡，其實不只是從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的南來，還包括華人從馬來西亞如馬六甲的南來，廟宇也是這樣，如1828年創立的恆山亭的主要發起人與捐款人薛佛記和陳送都來自馬六甲，從馬六甲南來新加坡的早期華社領袖跟那裡的著名古廟青雲亭有緊密關係。新加坡華人廟宇與馬來西亞華人廟宇有同有異，限於篇幅，在此不議。
華人廟宇是一種建築藝術，更是審美心靈與精神寄託的場所、傳統的公共空間，在文化碰撞、融合直至轉型過程中，其功能、意義、價值等顯得繁雜豐富。造成新加坡華人廟宇多元雜義的原因很多，可以簡要從中國傳統空間和新加坡現實空間、移民的心靈世界和生存世界來解析。新加坡移民來自母國中國的不同區域，其先天的傳統文化包含複雜多元的地形地貌和語言環境，秉持泛神論思想，而在本質上他們的心靈世界的宗教信仰並不堅深，世俗氣息濃厚。到了異國他鄉的南洋，國土狹小，新加坡空間尤為逼仄，華、巫、印、歐等多元民族的存在也自然顯示出安寧共處的必要性，廟宇的「井水不犯河水」原則有著現實的意義。同時，新加坡的早年移民文化層次普遍不高，不大可能存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披荊斬棘的艱難生活使他們無暇他顧，生存第一，祈福攘災是他們的基本追求。最後，新加坡當代的實用主義也使這廟宇的多元雜義性保持下來，從古至今延綿不絕，成為新加坡文化的基本特點之一。
新加坡華族社會的廟宇是個綜合多元的審美文化系統，具有精神的凝聚性、神聖的宗教性、民俗的集成性、人文的社區性、地方經濟的推進性等復合的價值與意義。作為文化遺產它們至今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對當代中國的傳統廟宇的功能拓展有著借鑑的意義。在當代西化嚴重的新加坡，廟宇民俗的傳承、會館成員的老齡化是現實難題，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註：文中所有相片均為作者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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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Religious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On Comprehensiveness of Chinese Temple in Singap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