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空間的嬗變：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多元雜義性
袁 忠1，2
(1.華南理工大學 亞熱帶建築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廣東 廣州 510640；2.華南理工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6)
摘 要： 位於東南亞地區的新加坡華人廟宇眾多，是中國內陸文明和東南亞海洋文明互動的產物。和中國傳統廟宇相比，它從實體藝術到空間活動都發生了許多變遷，出現本土化的現象，審美空間、信仰行為和活動項目多種多樣，意義與價值混雜，形成多元雜義的綜合性特徵。其多元雜義性具體表現為五個方面，即場所雜揉化、神祇本土化、藝術南洋化、活動多向化、功能時代化。精神的凝聚性、神聖的宗教性、民俗的集成性、人文的社區性、地方經濟的推進性是新加坡華人廟宇至今不輟的特點。
關鍵詞：南洋；新加坡；空間；華人廟宇；多元雜義
一、問題的提出
建築是實體圍合的人為空間，作為中國傳統建築的重要類型和文化遺產的廟宇也是一種空間藝術，是由各種建築構件實體圍合或分割而成的審美對象，人們可在其中進行有關宗教信仰甚至世俗活動的空間場所。中國的廟宇擴展到海外，會發生什麼樣的演變？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東南亞地區即俗稱的南洋，就大量存在著由中國移植來的廟宇，可簡稱為華人廟宇。廟宇這個空間藝術和場所在南洋這個不同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中重新衍生，也就是在南洋新空間中因時因地有了新的發展，其中新加坡的華人廟宇即是一個典型。新加坡華人廟宇崇拜佛、道、儒三教，也有不少供奉祖先、神仙、聖賢等。但目前對新加坡廟宇研究多是個體探討，如單個廟宇、單個信仰等的探討，很少群體或者概括性研究；多為歷史和靜態研究，少有關係和動態研究；多為單學科研究，較少跨學科研究。本文以整體視角，由古及今，分析傳統廟宇從中國大陸南部向亞洲東南部的審美轉換與人文演化，概括出其發展特徵和原因等。
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之前，就有廟宇存在於新加坡海岸或河口。[1]35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新加坡大大小小的華人廟宇有800多座，大概每3 000多華人就有一座神廟。[2]5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島可謂廟宇林立。新加坡開埠之初，不論是什麼籍貫，早期移民都會為心中神明設壇建廟，這在漂洋過海來異國他鄉謀生的人們的心靈世界中舉足輕重，堪稱一部部石頭和木頭鑄就的華人南洋精神史書，體現出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互滲。
和中國傳統廟宇相比，新加坡華人廟宇從實體到空間、從形制到活動都發生了諸多改變，其空間活動變化最巨，其實體變化次之，承繼性大過變異性，首先需要明確以下幾點事實：一是新加坡華人廟宇從古代的建造到當代的修復、從材料到人員都與中國有著直接的關聯，例如直落亞逸街的天福宮在1838開始興建，主要的工匠聘自中國，主要建築材料如石頭、木材等也從中國運來(見圖1)。1887年竣工的瓊州天后宮的所有建築材料和工匠全部來自海南島。四馬路觀音堂在20世紀80年代重修時，建築所用的華表、石像、琉璃瓦、天花龍板、敦煌壁畫等都是從中國的北京、惠安、汕頭、徽州等地採購。粵海清廟1995年耗資300萬(新)元重新修復，也聘請了來自中國的工匠。二是建築形制一如中國的傳統建築，如天福宮採用「回」字形平面，共三進，包括三川殿、中庭、正殿及後殿，而粵海清廟的建築風格則是直接移植潮州地區的神廟。三是新加坡廟宇舉行的活動常包括中國傳統廟宇的一般活動特點，如接財神、拜太歲、搶頭柱香等。四是從供奉來看，許多供奉對象都和中國相同，有許多還直接來自中國，例如西海岸福德祠的福德正神金身就是先輩移民從中國請來的。
圖1 天福宮正面全景
但是，在東南亞這個地形地貌、植被生物及居住環境與中國有著眾多不同的異域大空間中，將家鄉的崇拜空間轉建到南洋的一個多種族混居的島上，不產生變異是不可能的。新加坡華人廟宇的這種變異就是一種由於移民的物理環境和心理狀態變化而出現的南洋本土化，從其總體審美文化特性來說，綜合性是其最大的特徵。這種綜合的新面貌可用多元雜義性來概括，即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建築空間、信仰世界、精神狀態、民俗活動、延伸項目等多種多樣，意義與價值混雜，具體可從場所雜揉化、神祇本土化、藝術南洋化、活動多向化、功能時代化這五個方面來闡釋。
二、場所雜糅化
以建築環境景觀概念觀之，場所空間可以由小到大簡分為單體、建築群、城鎮、大地幾個層級，而新加坡的城鎮和大地景觀是合二為一的。這裡由外到內、由宏觀到細觀，對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場所雜糅特點進行分層論析。
首先，就整個國家層面來看，就如不同信仰和諧相處一樣，新加坡華人廟宇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的崇拜場所也互不衝突，異教廟宇相鄰相對和平共處。新加坡現任外交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是印度族，他說：「許多老一輩的新加坡人想必記得年輕時走訪各種宗教場所的美好回憶——華族廟宇、興都教廟宇、教堂和回教堂都有他們的足跡。這些宗教場所十分熱鬧，是社區聚集起來進行宗教活動之地。」[3]1
其次，就城鎮區劃層面來看，從郊野風景區到組屋區，從商業區到工業區，都有華人廟宇的設立，特別是發展到當代，由於建設空間的緊張，大部分廟宇都被壓縮在樓宇之間，與居民樓、寫字樓、商貿樓等擠在一起，顯得體量單薄，反差明顯，審美視野逼仄。
再次，具體到各個華人廟宇之間的建築群空間關係來看，新加坡的聯合宮、聯合廟的興起也許是大中華地區廟宇文化中獨有的普泛性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政府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越來越多的鄉村的土地被政府、發展商徵用利用，眾多大大小小的廟宇面臨搬遷的問題，將不同的廟宇組合在一處便成了當時土地緊張的主要選項。但廟宇的整合併非一蹴而就，有的加入後又退出，花幾年時間是很普遍的事情。例如義順的元龍聖廟由於鄉村拆遷，1983年搬進一間臨時廟宇，1988年和鎮南廟廣壽堂、敕封順西宮水池林一起入駐義順鎮聯合廟。1992年淡濱尼聯合宮落成，共有12間廟宇加入，集中在一個大廳里，包括：天公壇、福安殿、後池廳、順興古廟、吉星亭、濟陽堂、茲靈宮、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漢陽大伯公、淡濱尼九英哩大伯公和地萬大伯公見(圖2)。新加坡第一間聯合廟伍合廟甚至早在1974年就出現。桂林聯合廟位於武吉巴督，包括龍顯山宮、金全法壇、集聲宮、石竹廟、臨江殿暨對山廟和愛民宮，聯合宮遍布全島東西南北。聯合宮(廟)中的各個廟宇所供奉的神明和宮殿一般都保留在聯合宮(廟)的大堂內，由聯合宮委員會統一行政，例如成立董事會、理事會、宮務委員會等，體現出了空間集中、資源共享的特點。
圖2 淡濱尼聯合宮內景
最後，就各個廟宇內部供奉的對象來看，和中國相比顯得十分複雜。由於華族移民對宗教義理沒有深入研究，生活不穩定，平安、財富、長壽、好運等是祈求的現實目標，神佛不分，入廟就拜，見神即跪，於是造成從19世紀開始至今的新加坡廟宇，各類神祇混雜供奉在同一空間。新加坡廟宇崇祀的神祇既有與道、儒、釋有關的神明，也有與方言或宗親有關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宗鄉組織保護神。以媽祖為例，媽祖是新加坡華社十分尊崇的神明，她是釋、儒、道三教同尊的女神，是民間信仰與傳統宗教的融匯。[4]417天福宮就以媽祖為主神，觀音菩薩和關聖帝為配祀神。按照時間線索，媽祖和大伯公是新加坡的華人廟宇最早供奉的神明，繼之為鳳山寺群(供奉廣澤尊王)、城隍廟群(供奉城隍爺)、九皇大帝廟群(供奉九王爺)，還有供奉關聖帝君、齊天大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各府大人公的廟宇等。
位於樟宜羅央道的洛陽大伯公宮，也是一個充滿多種信仰的宗教場所，除了供奉主神大伯公，也供奉華人的媽祖、張天師、關公及諸道教神明，而印度教的象神、馬來拿督公和佛教地藏王菩薩也側身其中，由專人打理，充分體現了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諧共處的特點。位於淡濱尼的九條橋新芭拿督壇在1927年開廟時，雖然只是一個小神壇，但同時存在有土著色彩的拿督公、興都教的印族象神「甘尼莎」和華人本土神明大伯公。芽籠聯合宮供奉的主神是玄天上帝、大伯公、鐵元帥，而副神則有20個神明，包括觀音娘娘、孔子公、媽祖、拿督公、關帝、註生娘娘、虎爺、華光大帝、天狗、地主公、齊天大聖、太歲、財神爺、廣澤尊王、張公聖君、太子爺、清水祖師、城隍公、包公、大二爺伯等。
由於供奉主體的多元發展，華人廟宇的精神信仰自然也不會定於一尊，常常是釋道儒三教合一。由福建幫領袖章芳琳獨資興建的合洛路玉皇殿，是三教與民間信仰合流的典型廟宇，裡面供奉有：佛教的觀音菩薩、地藏菩薩、釋伽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儒教的孔子與祖先牌位；道教的玉皇大帝、南斗七星、北斗七星、二十四天將與三元大帝；民間的大伯公、灶君、媽祖、太陽神、太陰神與註生娘娘。四馬路觀音堂則是佛寺、道觀的統一，正殿中間供奉的是准提菩薩，右邊供奉達摩祖師，左邊是華陀先師，實際上奉行的是釋儒道合一，即修老君之道，行釋門之禮，依儒家之范。
異族諧處，多神共祀，同廟異神，萬方朝拜，這是新加坡華人廟宇的雜糅性的歷史與現實景象，信士來自不同方言群，甚至有不同的種族互拜，常有印族到華人廟宇朝拜的情況。如果說上述雜糅性是中國廟宇南洋本土化的空間表現，那麼神祇本土化則是一種理念表現。
三、神祇本土化
新加坡華人廟宇所供奉的神祇多種多樣，絕大部分和中國相同(主要是南方的福建、廣東、海南等省)，但也有一些變異，如拿督公是馬來西亞華人加以供奉的神明，大伯公是新加坡民間最常祭拜的神明。由於生活環境和居住空間的變遷，華人移民心目中的部分神祇的內涵與意義有了演變，結合了海洋文明的本土特色，不完全與中國一致，世俗化更為明顯，有的還是自創，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伯公這一內蘊豐富的神祇了。
大伯公是個兩眼有神、鬚眉白色、和藹可親的華族老人形象。南洋的大伯公信仰其實源自中國的土地公(神)崇拜，中國的土地神叫「福德正神」，其廟叫「福德祠」，東南亞包括新加坡奉祀大伯公廟的正式名稱也一樣。據歷史學家許雲樵研究，中國及東南亞的廣東人及客家人都稱土地神為「伯公」，前面的一個「大」字很有可能是受馬來語的影響，因為馬來人將神明稱為「Datoh」,華人將發音縮短只發出「toh」音，與「大」諧音，置於「伯公」二字前，於是就出現了「大伯公」這個全新的名稱。*
除了名稱，大伯公信仰在新加坡也發生了諸多變化，本土化的特點十分明顯。中國的土地神早期是抽象的，後來在部分地區才逐漸與現實人物聯繫起來，變成守土一方的人格化的神。與此相關聯，英國的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否認大伯公的神格，認為他只是華人先驅的象徵。類似人格與神格互換的情況在東南亞時有出現，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大伯公的原型，往往是某個地區的開拓者，又或者是有著良好名聲而權傾一方的人，去世之後享余榮而入祀大伯公。比如18世紀的張理是檳城民間會社(私會黨)的開山祖師，死後被檳城的一所大伯公廟供奉。[5]24
不像中國的土地神的內涵指向較為固化，大伯公在南洋則衍化為多功能的神明。大伯公在東南亞首先被當作土地神崇拜。後來由於閩粵先輩漂洋過海移民新加坡，海神的保佑顯得很有必要，於是大伯公具有了海神的意義，與媽祖同祈同拜。再後來大伯公成了一般的祈求平安的對象，如淡濱尼設立了好些大伯公廟，目的在於祈求出入平安，原因在於舊的淡濱尼路窄而險，交通不便，車禍頻發。當代的某些信眾甚而至於從大伯公那裡祈求福氣富貴，將之當成一種財神。崇祀大伯公的廟宇眾多，如洛陽大伯公宮、順天宮、恆山亭、梧槽大伯公廟、海唇大伯公廟、水龍頭大伯公廟、龜嶼大伯公廟和水仙門大伯公廟等，不一而足(見圖3)。
除了專門的大伯公廟宇，新加坡的華族家庭只要是注重傳統文化的，家裡大多也安設了大伯公的神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土地公是有配偶的，即俗稱的「土地婆」，但新加坡的大伯公卻是「孤家寡人」，絕大部分沒有「大伯婆」的並存，這大概是當時移民生活的折射。早期華人都是孤身下南洋，要麼拋妻別子，要麼本身就是單身漢，反映在神祀中自然也就沒有「大伯婆」這一人物了，中新兩地不同的歷史文化相映成趣。
新加坡神明還有一些源自中國但揉入本土元素的例子，有的還舉行有當地特色的求神祈福活動。廣福古廟所供奉的主神齊天大聖，就是來源於當地一則有關人猴關係的傳說。[6]新加坡本地廟宇中有供奉醫神，其中青面大人和保生大帝最為著名。青天大人是古代的一位王爺，岐黃之術高明而被人尊崇，金鳳廟供奉的主神就是青天大人，後來再授封為「青天大帝」。福建人吳夲救死扶傷，不分貴賤，醫術和醫德為時人所敬佩，死後封神，成為醫藥之神「吳真人」，被稱為宋朝的「再世華佗」，即新加坡信眾所謂的「大道公」，也就是保生大帝。新加坡供奉保生大帝為主神的廟宇不少於10間。移民早期由於醫療的落後，新加坡華人村民患病就診，靠四位村民抬起轎子左右搖擺來回答問題的是與否，達到問診的目的，神轎還常出遊去尋找所需要藥物。
圖3 洛陽大伯公宮正殿
在新加坡的早年鄉村還有眾多「大人公」廟，它們所供奉的是各府大人，而這些大人的原型其實是古代的高官或王爺。新加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大人公」廟，例如淡濱尼福安殿供奉著朱邢李府大人，龍顯山宮供奉的是劉府大人、李府大人、王府大人、羅府大人、金府大人，合稱為五王府大人。北斗九星在新、馬、泰的華人社群中被尊為九皇大帝，每年的九月朔日至初九，在九天的時間裡廟宇24小時開放，善信們的活動有過平安橋、祈求聖水、到水邊迎神送神等。
四、藝術南洋化
作為宗教建築和祭祀建築的廟宇，具有中國傳統建築藝術的一般性特點。新加坡華人廟宇的布局、形制、裝飾等總體上與中國南方廟宇基本一致，例如屋頂多為硬山式和歇山式；脊飾做法、格扇門窗、樑柱上的木雕等一如中國古代建築的樣式；中軸線布局，依次為大門、前殿、正殿、後殿，廂房或廊子將各殿聯繫起來等。但是新加坡華人廟宇沒有完全照搬中國廟宇，而是將整體的中國風格和局部的南洋特色結合在一起，構成形象多元、裝飾多義的藝術形象。建築本土化造成的多元多義性與新加坡的地理空間有著直接的關聯，表現為華人廟宇多方面的南洋藝術特徵，包括體量形象、祭祀對象、裝飾人物、裝飾動物、裝飾植物、匾額文字、色彩氛圍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