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印尼客工（包括女佣）在疫情暴发后纷纷返乡。（安塔拉通讯社）
作者 李国豪
冠病疫情暴发后，新加坡边境逐步收紧，一度造成本地女佣市场供不应求，洛阳纸贵。
不过，也有部分女佣选择在疫情暴发后返乡，随即陷入收入大幅减少的困境。
今年初全球疫情开始恶化之际，印尼曾上演一波返乡潮。
根据《雅加达邮报》报道，截至今年5月18日为止，已有超过10万名客工（包括女佣）返回当地。
全球疫情恶化，许多原本在海外打拼的印尼客工纷纷返回家乡。（安塔拉通讯社）
原本在新加坡担任女佣的Arumi Marzudhy（32岁）也是上述返乡大军的一员。
她告诉亚洲新闻台，原本就有意回返印尼的她在雇主的要求下曾延长工作期限，但印尼外交部在全球疫情恶化之际，呼吁所有在海外的印尼公民回国，让她下定决心在今年3月回到位于印尼东爪哇省勿里达的家乡。
七个月过去了，尽管回国让她和丈夫及母亲享受了天伦之乐，但如今已怀孕的她却陷入了没有稳定收入的困境。
Arumi Marzudhy表示，她回国后接下她母亲售卖零食的小生意。为了帮补家用，她也在每周五及周六为村里的小孩补习英文。同时，她也和丈夫在家里售卖花卉。
不过，这些努力远远无法弥补她在新加坡工作当女佣时赚取的收入差异。
Arumi Marzudhy在新加坡工作时的月薪是1000新元，每个月大约可存下700新元，但如今她的月收入却仅有透过担任英文家教赚取的75万印尼盾（71新元），以及从家庭生意赚取的120万印尼盾（114新元）。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存钱。”
30岁的Henik Andriani和Arumi Marzudhy有着相似的境遇。她曾在新加坡担任女佣长达三年，今年6月合约结束后便回到了在东爪哇省份的家乡。
育有一名9岁孩子的她过去在新加坡每月可以赚取600新元，这些收入足以让她返乡后可以买下一小块地和一头牛。
和Arumi Marzudhy一样，Henik Andriani和她的丈夫也在家乡做起了售卖零食的小生意，但他们的收入并不固定，从每月25万印尼盾（24新元）至300万印尼盾（283新元）不等。除了小孩，Henik Andriani还必须供养她的父母，因此这笔收入往往让他们捉襟见肘。
许多印尼女佣能在本地赚取比在印尼多上几倍的工资。（联合早报示意图）
许多印尼家庭倚靠在海外工作的亲人负担家计
在印尼这类劳动输出国，许多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往往都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根据路透社报道，世界银行估计在疫情冲击下，今年的全球汇款额下滑了约20%，或1000亿美元（1424亿新元），这个降幅相当于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四倍。
另外，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数据，全球有九分之一的人依靠国际汇款生活，汇款减少可能意味着许多家庭的生命线也被切断。
而根据印尼中央银行的数据，2019年海外印尼人共汇了114.4亿美元给国内家人，足足比2014年的83.5亿美元多了37%，显示有更多印尼家庭的柴米油盐必须倚靠在海外工作的亲人。
许多印尼家庭依赖在海外工作的亲人负担家计。（新明日报）
返乡客工无法享有政府的补助
像Arumi Marzudhy和Henik Andriani一样返乡的印尼客工也面临另一个尴尬的处境。
印尼政府早前曾针对失业人口推出总值350万印尼盾（332新元）的补助计划，以及针对月收入低于500万印尼盾（474新元）的雇员提供每月60万印尼盾（57新元），长达四个月的补助。
不过，作为从海外返乡的客工，是没有办法享有上述福利的。 印尼客工关怀组织（Migrant Care）研究中心的负责人Anis Hidayah指出，目前为止，印尼政府并没有任何针对前客工的补助政策。
“大多数回国的客工早已将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了，所以当他们回来时几乎身无分文……他们要怎么生存？眼下印尼人都在面临失业，更遑论有新工作。”
无论如何，第一个儿子即将在12月出生的Arumi Marzudhy对未来的日子依然保持乐观，她希望印尼政府能开始正视前客工的问题。
“我们既没有退休金，也无法享有政府发放的社会补助。我们真的不介意辛苦一些，但也希望政府能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