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印尼客工（包括女傭）在疫情暴發後紛紛返鄉。（安塔拉通訊社）
作者 李國豪
冠病疫情暴發後，新加坡邊境逐步收緊，一度造成本地女傭市場供不應求，洛陽紙貴。
不過，也有部分女傭選擇在疫情暴發後返鄉，隨即陷入收入大幅減少的困境。
今年初全球疫情開始惡化之際，印尼曾上演一波返鄉潮。
根據《雅加達郵報》報道，截至今年5月18日為止，已有超過10萬名客工（包括女傭）返回當地。
全球疫情惡化，許多原本在海外打拚的印尼客工紛紛返回家鄉。（安塔拉通訊社）
原本在新加坡擔任女傭的Arumi Marzudhy（32歲）也是上述返鄉大軍的一員。
她告訴亞洲新聞台，原本就有意回返印尼的她在僱主的要求下曾延長工作期限，但印尼外交部在全球疫情惡化之際，呼籲所有在海外的印尼公民回國，讓她下定決心在今年3月回到位於印尼東爪哇省勿里達的家鄉。
七個月過去了，儘管回國讓她和丈夫及母親享受了天倫之樂，但如今已懷孕的她卻陷入了沒有穩定收入的困境。
Arumi Marzudhy表示，她回國後接下她母親售賣零食的小生意。為了幫補家用，她也在每周五及周六為村裡的小孩補習英文。同時，她也和丈夫在家裡售賣花卉。
不過，這些努力遠遠無法彌補她在新加坡工作當女傭時賺取的收入差異。
Arumi Marzudhy在新加坡工作時的月薪是1000新元，每個月大約可存下700新元，但如今她的月收入卻僅有透過擔任英文家教賺取的75萬印尼盾（71新元），以及從家庭生意賺取的120萬印尼盾（114新元）。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存錢。」
30歲的Henik Andriani和Arumi Marzudhy有著相似的境遇。她曾在新加坡擔任女傭長達三年，今年6月合約結束後便回到了在東爪哇省份的家鄉。
育有一名9歲孩子的她過去在新加坡每月可以賺取600新元，這些收入足以讓她返鄉後可以買下一小塊地和一頭牛。
和Arumi Marzudhy一樣，Henik Andriani和她的丈夫也在家鄉做起了售賣零食的小生意，但他們的收入並不固定，從每月25萬印尼盾（24新元）至300萬印尼盾（283新元）不等。除了小孩，Henik Andriani還必須供養她的父母，因此這筆收入往往讓他們捉襟見肘。
許多印尼女傭能在本地賺取比在印尼多上幾倍的工資。（聯合早報示意圖）
許多印尼家庭倚靠在海外工作的親人負擔家計
在印尼這類勞動輸出國，許多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往往都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根據路透社報道，世界銀行估計在疫情衝擊下，今年的全球匯款額下滑了約20%，或1000億美元（1424億新元），這個降幅相當於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四倍。
另外，根據聯合國2019年的數據，全球有九分之一的人依靠國際匯款生活，匯款減少可能意味著許多家庭的生命線也被切斷。
而根據印尼中央銀行的數據，2019年海外印尼人共匯了114.4億美元給國內家人，足足比2014年的83.5億美元多了37%，顯示有更多印尼家庭的柴米油鹽必須倚靠在海外工作的親人。
許多印尼家庭依賴在海外工作的親人負擔家計。（新明日報）
返鄉客工無法享有政府的補助
像Arumi Marzudhy和Henik Andriani一樣返鄉的印尼客工也面臨另一個尷尬的處境。
印尼政府早前曾針對失業人口推出總值350萬印尼盾（332新元）的補助計劃，以及針對月收入低於500萬印尼盾（474新元）的雇員提供每月60萬印尼盾（57新元），長達四個月的補助。
不過，作為從海外返鄉的客工，是沒有辦法享有上述福利的。 印尼客工關懷組織（Migrant Care）研究中心的負責人Anis Hidayah指出，目前為止，印尼政府並沒有任何針對前客工的補助政策。
「大多數回國的客工早已將大部分錢都寄回家了，所以當他們回來時幾乎身無分文……他們要怎麼生存？眼下印尼人都在面臨失業，更遑論有新工作。」
無論如何，第一個兒子即將在12月出生的Arumi Marzudhy對未來的日子依然保持樂觀，她希望印尼政府能開始正視前客工的問題。
「我們既沒有退休金，也無法享有政府發放的社會補助。我們真的不介意辛苦一些，但也希望政府能給予我們一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