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成立之初，李光耀面对的情况跟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时面对的状况差不多，语言众多，但没有一门共同语言作为官方语言。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社会，却没有天然的共同语。
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任何一种作为主要工作语言，都会引发其他族群的强烈反弹，并损害国家在国际贸易、科技和外交中的竞争力。
而且华人不仅仅是使用华语，还使用中国南方好几种方言，比如福建话、潮汕话、客家话、粤语等等。那时候华文主要还是繁体字，让马来族、印度族书写非常困难，所以英语更加容易书写，也更加容易被马来族、印度族接受。
更何况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虽然英国人走了，但留下的法律、制度和语言，都深刻影响着新加坡。
究竟选择华语还是英语，是一个难题。
他清醒认识到新加坡的现实：没有一种本族语言能被各族接受为共同语。若强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必然引发族群对立，危及建国初期脆弱的社会团结。英语作为殖民地遗留下来的中立媒介，既不偏袒任何一族，又能直接对接国际贸易、科技与外交。李光耀明确指出，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这一判断使新加坡避免了语言冲突，为国家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整合工具。
英语是唯一各族都能接受的“中立语”，也是进入国际社会的必要工具。
但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会导致“文化失调”——学生变得冷漠、缺乏自信、疏离本族传统价值观。因此必须实行双语政策：英语为工作语言，母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第二语文，保留文化根。
作为祖籍广东省梅州的李光耀明确承认自己对华文教育的情感认同，他说“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但认为政治现实压倒情感。
而英语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更加适合作为共同语言的语言。
李光耀选择英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决定，现在回过头看，真的很有远见。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平时说的话都不一样。
要是强行用华语、马来语或者泰米尔语当共同语言，肯定会打架。
李光耀自己就说得很清楚：“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
这话听起来很硬，但确实是实话。
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其实也很想保留华文教育。
他坦白写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
可问题摆在那里，感情归感情，国家得先活下去。
南洋大学（南大）当年就是个典型例子。
1953年，华社在中华总商会推动下创办南洋大学（南大），陈六使个人捐500万元，民间包括司机、小贩都热烈捐款，南大成为华族语言文化与教育的象征。
结果呢？毕业生只会华语，不会英语，竞争力低，找工作很难。
李光耀后来看到报告，发现“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这有多尴尬，可想而知。
为了挽救，南大还一度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结果学术名声更差了。
李光耀最终下决心：“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
1978年局势恶化，南大毕业的议员与政务部长庄日昆等人支持政府介入。最终说服南大理事会，把师生迁入新大校园联合教学，大部分学生选择新大学位。1980年两校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大校园后来成为南洋理工大学前身。
这件事阻力很大，很多人骂他背叛华文。
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个惨痛的调整。”
但他还后悔说，要是能早点对南大动手，“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如果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
说白了，就是面子问题。
他自己总结得很直白：“问题全在于‘面子’。”
当年办南大的时候，大家寄托了太多感情。
可现实不等人，历史潮流不从人愿。
所以他一边推英语作为共同语言，一边又搞双语政策。
他明确说过：“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
英语用来吃饭、做生意、跟世界接轨。
母语用来留住一点根。
后来他又搞推广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少说方言、多讲华语。
因为他发现，方言太多，会干扰学生学华语和英语。
他自己三个孩子，小时候都送进华校读书。
他认为华校教育让他们更孝顺、更有自信，同时英语依然流利。
多年后，他问三个孩子是否后悔到华文学校读书而非英文学校，三个孩子一致认为，上华文学校让他们获益更大。
这一点，他在书里反复提到，用来证明自己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
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兼通中英双语的人才有非常大的优势，证明了李光耀把华文当成第二语言的政策是正确的。
现在再看，新加坡能在短短几十年成为全球枢纽，能吸引那么多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拥有如此高的国际地位，跟当年坚持用英语当工作语言，关系很大。新加坡正是因为李光耀拒绝被一时的情感与“面子”绑架，坚持把国家的长远竞争力置于首位。他既解决了族群沟通与经济生存的紧迫问题，又尽可能守护了文化认同。这种平衡与远见，使他的语言政策决策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如果当初被情绪带着走，可能到现在还在为语言问题吵架，社会也会陷入撕裂，国家要发展就更难了。
李光耀那些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决定，其实都是在替这个小国家算长远账。
在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新加坡，语言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议题，而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政治抉择。李光耀在独立前后果断确立英语为共同工作语言，同时推行双语政策并改革南洋大学，这一系列决策在当时充满争议，却被历史证明是英明且极具前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