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实在是太早期了。”在接受《财经十一人》采访时，李文卓多次流露出对Web3.0的长期看好和对当下现实骨感间的矛盾。他试图为公司寻找融资，但是接触到的投资人都在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发币？”
这是一个暗号。发币，在币圈相当于提前IPO（首次公开募股），对资方来说意味着可以退出，这大大缩短了传统IPO退出获利7年-8年的周期。但是，对李文卓来说，这种做法和他的创业理念相悖，他不想赚快钱。
他认为，新加坡的Web3.0创业者至少有四个区别于北美地区的特点：一是这些创业者中多华人，“很多是国内币圈出来的人”；二是创新有限，主要商业模式还是集中在游戏和金融科技；三是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相对欠缺，这也与东南亚地区资本市场尚待发育、退出机制不完善有关，和北美地区公司单笔融资可达数千万美元不同，这里的融资金额可能只有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不等；这几点又导致了创业者们的共识不足，相当多的人都抱有“捞一把”的目的。
他的一个悲观判断是，从今年春天开始的这种创业热潮也不会持续太久，受制于技术发展和落地场景的不健全，接下来1年-2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普遍衰退，新加坡Web3.0的创业也将进入一个冷静期。
除了Web3.0，半导体也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产业。
今年，王洋（化名）和他的创始团队计划将公司设在新加坡，该公司从事半导体设备研发。
“对我们来说，设在硅谷是最方便的，因为家都在那里。”王洋说。但出于政治因素考量，不论是在美国，还是设在中国，都可能会受到来自政治环境的限制。
新加坡是最优的选择。不仅不用担心货源限制，还有政策支持和现成的厂房。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电子研究所（IME），这个机构是新加坡政府和国家大学赞助成立的，从事微电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一些开发项目与企业联合，还有一些项目直接服务于企业。
例如，一些企业加盟IME，组成一个联合体，一起来改进某一项技术。这段时间，一批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厂，包括惠普公司将芯片设计中心引入新加坡、意法半导体在新加坡建立生产基地。1987年，特许半导体在新加坡成立，一度是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1994年，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集群发展基金，由政府负责管理，用以支持目标项目，推动产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IC设计、晶圆代工、封装和测试诸多环节，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生态。
过去数十年，包括英飞凌、ST、美光等全球半导体大厂纷纷选择在新加坡设厂。根据新加坡半导体工业协会统计，半导体业作为新加坡电子领域增长最快的部分，2021年产值同比增长30％。2018年新加坡半导体行业协会称，新加坡已经占据了全世界半导体设备约四分之一的出口份额。
但对于王洋来说，在新加坡建厂的整体成本可能会很高，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反而是建厂更合适的地方。“新加坡本地人到金融行业的比较多，在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员工很少有新加坡本地人。”他告诉《财经十一人》。
与一般认知不同，新加坡的优势产业不仅有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亦是其一。纵观历史，新加坡历次产业转型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这有效扭转和延缓了“去工业化”进程。
2016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的计划和政策，意图在新国际经济形势下重塑国际竞争力。此前，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新加坡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电子信息业、化工、生物医药和海事工业等正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内忧外患之下，产业必须向高端和数字化转型。
上海市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纪慰华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宁曾在2020年撰文，概括了新加坡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它们包括：发挥政府主导力量，从国家层面全力支持；借助跨国公司和全球网络，搭建开放式创新体系，提升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小微企业打造优越的发展环境，尤其是优越的融资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纪慰华和苏宁认为，虽然这种模式高效、聚焦、务实，在极短时间内就奠定了新加坡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但新加坡长期以来依靠外资推动、借助跨国公司力量的做法也导致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本国原创技术较少等问题。
谁能从中获益？
2020年9月，字节跳动计划在未来三年斥资数10亿美元，在新加坡建立数据中心，用来运营TikTok和飞书。同年，腾讯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作为腾讯东南亚区域中心。
对东南亚和中国企业来说，新加坡是一个连通周围国家资源的枢纽：处于东西之间，沟通便利、文化有连通性，一定程度上利于进入更大市场。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增高，这种中立和连接的优势被放大了。在中概股回流、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下，新加坡成了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选择，对想要淡化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规避投资机构属地限制的中国企业来说，一个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在特殊时期极具诱惑力。
“企业可能不会把所有的财富永久放在这里，但有一部分财富留在这个平台就是保障。”谢采含向《财经十一人》表示，新交所也在利用这段时间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扩大自己对一些具有特定需求的海外公司的吸引力。
和一些大型交易所不同，新交所更加追求差异化发展。“这里更适合5亿-50亿新加坡元市值区间的公司，这些企业来到新加坡，找到好的投资人的能力、上市后的换手率、交易量，都会比同规模的企业在中国香港来的好。这也是新交所重点支持的对象。”谢采含表示。
无论新加坡环境如何、扶持力度如何，对于想去新加坡发展的中国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能够融入当地市场。
在中国创业或是发展新业务时，许多公司习惯于快速地“从0到10”，这是中国市场环境决定的，一方面用户数庞大，另一方面竞争激烈。但是在新加坡，速度显然需要放慢。
过去几年，有不少中国消费科技互联网公司试图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市场复制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但都未有明显成果，这里并不适合疯狂的地推、烧钱、扩张。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的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已经搭建成熟，ToB类型的创业机会或许更大。
在中国，许多公司在做数字化软件开发时，更愿意自己搭建一个团队，定制化符合公司需求的软件。但是在新加坡，相关人才不足，企业更愿意直接采购服务。这是机会。
不仅如此，在新加坡研发、沉淀的技术，也更容易推广到西方市场。这又是另一层机会。
不过，当真正踏出第一步时，中国公司还要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去了新市场，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招人、寻找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搭建商业人脉等等，而真正的市场空间有多大还是未知数。现实和愿景实现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