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果外来企业将区域性研发中心放在新加坡，还会有额外的退税，不只是针对企业退税，员工也能享受退税。此外，新加坡政府还会当“媒人”，介绍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交流合作。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史军说，新加坡由于资源有限，“输不起”，所以会对每一家外来企业做严格、深度的尽职调查，确保这家企业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发展的优势行业里的优势企业。
新加坡在政策层面确实为中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政策和人才激励政策。但现实是，中国企业招人委实不容易。
加入商汤之前，史军在美国和日本的外企工作过十几年。他记得，十年前，亚洲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最喜欢加班，现在，这项“荣誉”属于中国人。但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新加坡人的加班程度永远排最后一名。
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习惯是，准点下班，下班以后工作手机关机，周末绝不加班。
对于许多中国公司来说，员工不能加班恐怕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需要快速高效开辟一个新市场之时。
邬润宇还记得，30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新加坡的年轻人是愿意加班的，那时的新加坡也流行“奋斗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攀升，新加坡人更注重享受生活。
在新加坡，年轻人求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一起申请组屋吧”。组屋是新加坡的特色政策，20世纪60年代，李光耀提出要让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出资，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廉价的组屋居住。到2008年，超过85%的新加坡公民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
新加坡年轻人没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既有人均高收入，又不用担心高房价，还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家庭、教育保障体系。现下安好，他们没有加班的动力。
李明达所接触的、已经入驻新加坡的中国公司都在大力度招人。但进展不顺。
中国公司更偏向于招在新加坡本地的中国人，但新加坡政府有规定，外来企业的员工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新加坡人，希望以此来解决新加坡本地的失业率问题。
新加坡的人才培养优势其实非常明显。新加坡有两所顶级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分别位于11位和12位。不仅如此，新加坡人申请常春藤大学或是考清华、北大都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
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美国研究机构波图兰研究所（Portulans Institute）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通过对国内环境、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保留等指标进行评估，新加坡在134个国家中位列第二，也是唯一跻身该榜单前十名的亚洲国家。对比之下，中国位列37名。
但新加坡培养的人才高度同质化。李明达说，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在新加坡创业的本地人中，大多是投行、咨询公司背景，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落到实际业务拓展和技术研发上，新加坡则并没有明显的人才优势，更多核心人才是中国公司从国内带过去的。
营商环境与文化冲突
李文卓是前美团闪购业务的运营负责人，先后孵化了美团外卖和美团闪购。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中国已经历过共享单车大战，而在这里他感觉是“互联网的荒漠”。此后他逐渐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烧钱补贴、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路数感到厌倦。随着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慢慢多了起来，他预感下一个爆发的机会属于新加坡。
李文卓觉得新加坡值得一搏。2019年1月，他揣著一张旅游签证只身来到新加坡，给自己定下目标，尽快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开始创业。当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尽办法劝国内的朋友过来发展，都遭到拒绝——除了想过来享受生活的人。
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在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起，新加坡互联网行业开始起飞，新加坡本土跨境电商Shopee等明星公司市值暴涨，从而开出高薪抢人。Shopee的一位前员工向《财经十一人》回忆，起初，Shopee在中国招聘程序员来新加坡对候选人英文有要求。渐渐地，英文要求和招聘门槛不断降低，“只要在国内大厂工作过都可以先来，来了新加坡再培训英语”。
此时，由于中国监管政策的调整，一批从事线上教育和加密货币的人主动来到了新加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佬”也好、普通工薪阶层也好，李文卓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带着淘金梦想来到新加坡。他建了一个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咨询群，仅仅凭借他自己朋友圈里的口口相传，很快就满员了。
这种火热一直持续到最近新加坡政府收紧了工作签证和永久居民的发放。一位新加坡房产中介人士告诉《财经十一人》，由于大量外来者的涌入，最近半年，新加坡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的成本都涨了20%-30%。“归根结底，新加坡并非一个移民国家——过来这里工作容易，扎根生活很难，想获得绿卡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人选择新加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加坡有亲切感，同属中华文化圈，生活中可以用中文交流，但真的来了，才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如想像中美好。
新加坡要求外来公司要有至少一名新加坡籍董事，许多中国公司试着招一个本地人来当董事，但又不希望他参与公司经营，只领固定薪水。矛盾由此产生。新加坡籍董事不断加码提要求，要求查看公司的具体信息和数据，要求更高的薪水。
有中国人去了新加坡，聊工作时提出，“加个微信吧”。大多时候都会被拒绝，新加坡人认为，工作往来应该通过邮件，他们并不用微信。
投资人之间也会有摩擦。李明达说，新加坡投资人对中国公司非常感兴趣。中国市场广阔，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领先世界，也有大量先进的科技创新公司和新兴消费品牌，都是新加坡投资人想学习的地方。
他们想交流，但又怕交流，不愿意共享数据与信息。“新加坡人做事比较一板一眼，他们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讲武德”。
中国投资人除了看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报表，还会去深入调研，实地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大多数投资机构会把投资人按照不同行业来分组，让投资人能够深耕行业。但是新加坡的投资人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分行业，只看数据。
新加坡的VC（风险投资）圈里聚集了来自美国、欧洲、日韩、中国的各路投资人，但他们之间又存在博弈。例如，日韩投资人不看中国人的创业项目，中国的投资人也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投资；新加坡本地公司更愿意接近中国台湾的投资人，觉得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投资人“进攻性”太强。
一直以来，新加坡营商环境都是典范，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新加坡在全球19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二，与上一年相同，仅次于第一名的新西兰。
但是优秀的营商环境不代表对每个人都友好。很多人公司和投资人在新加坡都会遇到“水土不服”，到了文化更多元，营商环境还不如新加坡的东南亚其他国家，挑战更大。
新加坡能统筹东南亚？
不少中国公司看中新加坡，是认为新加坡还具备一个重要功能——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目前东南亚地区人口数量超过6.5亿，是除中国、印度之外人口最多的区域市场。
中国商人汪晓明在菲律宾有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他很早就决定要去新加坡开设办公室。2019年时，他曾去新加坡考察，还没等他决定是否要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新冠肺炎疫情就来了，出国变得麻烦。
到今年，他不想再耽误了。他认为，如果把东南亚看作一个国家，新加坡就是首都，整个东南亚的资金和人才都会向新加坡聚集。而且从新加坡去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都非常方便，相当于在中国不同城市间往返。
东南亚代表性科技公司是Grab，Grab相当于东南亚的滴滴+美团+支付宝，业务包含网约车、外卖、酒店预定和移动支付。这家公司是不少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了解的明星公司。
史军对Grab很熟悉，他认为Grab是典型的美式文化公司，创始团队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他认为这样的公司很适合来新加坡。
Grab成立于2012年，最早是一家马来西亚公司，主营业务是适合马来西亚本地习惯的摩托车约车服务，后来发展到网约车以及其他业务。2014年，Grab获得淡马锡投资，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淡马锡是新加坡国有控股的投资机构，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投资，将优秀的企业吸收进来，再推向全球。
目前Grab的业务覆蓋了东南亚八个国家。但并不是简单的业务复制、扩张。在不同的国家，Grab的管理团队都是独立的，不受新加坡总部的直接管理，每个区域都有本地的CEO。“因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监管政策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家公司，也无法统一管理。”李明达说。
史军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把新加坡的业务模式直接辐射到东南亚，“不切实际”。
史军提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和业务各具特点，在其他国家不宜完全照搬在新加坡拓展业务的模式，需要在本地市场了解客户需求，提供针对性产品和服务。
一位在东南亚发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高管提到，新加坡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完全不一样，在新加坡，上班族几乎每天都西装革履，但是到了越南、柬埔寨，“他们看见你穿西装，都不想跟你交流，那边会更接地气一点，去那边出差我们都会尽量穿得随意一点”。
2022年2月18日，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区莱佛士坊，午休时段外出的上班族们。 图：法新
汪晓明也认同，从新加坡很难辐射到东南亚其他国家，但他仍然认为，“如果要做东南亚业务，肯定是要去新加坡的。”
在东南亚，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国家，很多本地人甚至连信用卡都没有，这也意味着没有信用记录、消费习惯等相关数据，擅长做大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难以发挥技术优势。
汪晓明的公司做的是类似“花呗”的服务，给本地用户提供消费贷款。一开始要做地推，他从中国国内挖了美团的人过去作为核心骨干，再从本地招人组建地推团队。地推工作要快速起效，就需要加班。他也遇到了本地员工不愿意加班的问题。
他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你要找到对的人。”他采用严格的淘汰制，每次招100个地推员工，制定严格的KPI标准，“完不成就走人”。最多的一次，100个人里只留下了15个人。
但是如果不去新加坡，就招不到高端人才。他明白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把菲律宾的业务搬到新加坡，他决定即将成立的新加坡总部不涉及具体业务，只做技术研发。“你如果从国内招人，跟他说去菲律宾他肯定不愿意，但是去新加坡就不一样了。”
机会和掣肘
今年2月，来到新加坡三年，即将40岁的李文卓决定正式开始创业之旅。
李文卓的创业产品Slash是一款创作者工具，简单来说，就是为想要进入Web3.0的人提供自己创作和交易NFT（非同质化代币）的平台。新加坡已经是Web3.0创业中心，包括Coinbase（比特币公司）、FTX、a16z（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等全球头部Web3.0企业已经选择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和发展中心。
新加坡经济协会（SEE）副主席李国权在今年6月提到，新加坡国家很小，在金融创新跟科技创新方面，必须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以区块链、元宇宙和Web3.0技术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专门提供了“监管沙盒”政策。“任何在现行法律架构不能够容纳的，或者暂时无法完全满足监管单位合规要求的金融创新，我们都会允许这些企业和新创项目在新加坡进行试验。”
李文卓的平台需要大规模用户，才能变现。然而，即使新加坡有大量Web3.0可能落地的场景，李文卓表示，Web3.0依旧只是一个极其小众的赛道。他预计，在三年内，他的创业都会无比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