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果外來企業將區域性研發中心放在新加坡，還會有額外的退稅，不只是針對企業退稅，員工也能享受退稅。此外，新加坡政府還會當「媒人」，介紹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交流合作。
但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能享受這些優惠政策。史軍說，新加坡由於資源有限，「輸不起」，所以會對每一家外來企業做嚴格、深度的盡職調查，確保這家企業是新加坡政府希望發展的優勢行業里的優勢企業。
新加坡在政策層面確實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優惠政策和人才激勵政策。但現實是，中國企業招人委實不容易。
加入商湯之前，史軍在美國和日本的外企工作過十幾年。他記得，十年前，亞洲的日本人和韓國人最喜歡加班，現在，這項「榮譽」屬於中國人。但無論十年前還是現在，新加坡人的加班程度永遠排最後一名。
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習慣是，準點下班，下班以後工作手機關機，周末絕不加班。
對於許多中國公司來說，員工不能加班恐怕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在需要快速高效開闢一個新市場之時。
鄔潤宇還記得，30多年前他還年輕的時候，新加坡的年輕人是願意加班的，那時的新加坡也流行「奮鬥文化」。但是隨著社會福利水平不斷攀升，新加坡人更注重享受生活。
在新加坡，年輕人求婚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一起申請組屋吧」。組屋是新加坡的特色政策，20世紀60年代，李光耀提出要讓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出資，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請廉價的組屋居住。到2008年，超過85%的新加坡公民住進了政府建造的組屋。
新加坡年輕人沒有沉重的經濟負擔，既有人均高收入，又不用擔心高房價，還有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和家庭、教育保障體系。現下安好，他們沒有加班的動力。
李明達所接觸的、已經入駐新加坡的中國公司都在大力度招人。但進展不順。
中國公司更偏向於招在新加坡本地的中國人，但新加坡政府有規定，外來企業的員工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新加坡人，希望以此來解決新加坡本地的失業率問題。
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優勢其實非常明顯。新加坡有兩所頂級高校，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最新的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分別位於11位和12位。不僅如此，新加坡人申請常春藤大學或是考清華、北大都比在中國要容易得多。
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和美國研究機構波圖蘭研究所（Portulans Institute）聯合發布的「2021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中，通過對國內環境、人才吸引、人才培養、人才保留等指標進行評估，新加坡在134個國家中位列第二，也是唯一躋身該榜單前十名的亞洲國家。對比之下，中國位列37名。
但新加坡培養的人才高度同質化。李明達說，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在新加坡創業的本地人中，大多是投行、諮詢公司背景，但也僅限於此。如果落到實際業務拓展和技術研發上，新加坡則並沒有明顯的人才優勢，更多核心人才是中國公司從國內帶過去的。
營商環境與文化衝突
李文卓是前美團閃購業務的運營負責人，先後孵化了美團外賣和美團閃購。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當時中國已經歷過共享單車大戰，而在這裡他感覺是「網際網路的荒漠」。此後他逐漸對中國國內網際網路公司燒錢補貼、跑馬圈地式的擴張路數感到厭倦。隨著新加坡的網際網路公司慢慢多了起來，他預感下一個爆發的機會屬於新加坡。
李文卓覺得新加坡值得一搏。2019年1月，他揣著一張旅遊簽證隻身來到新加坡，給自己定下目標，儘快獲得永久居民身份，開始創業。當時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盡辦法勸國內的朋友過來發展，都遭到拒絕——除了想過來享受生活的人。
三年後的今天，情況已經截然不同，在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起，新加坡網際網路行業開始起飛，新加坡本土跨境電商Shopee等明星公司市值暴漲，從而開出高薪搶人。Shopee的一位前員工向《財經十一人》回憶，起初，Shopee在中國招聘程式設計師來新加坡對候選人英文有要求。漸漸地，英文要求和招聘門檻不斷降低，「只要在國內大廠工作過都可以先來，來了新加坡再培訓英語」。
此時，由於中國監管政策的調整，一批從事線上教育和加密貨幣的人主動來到了新加坡。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佬」也好、普通工薪階層也好，李文卓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帶著淘金夢想來到新加坡。他建了一個來新加坡工作生活的諮詢群，僅僅憑藉他自己朋友圈裡的口口相傳，很快就滿員了。
這種火熱一直持續到最近新加坡政府收緊了工作簽證和永久居民的發放。一位新加坡房產中介人士告訴《財經十一人》，由於大量外來者的湧入，最近半年，新加坡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的成本都漲了20%-30%。「歸根結底，新加坡並非一個移民國家——過來這裡工作容易，紮根生活很難，想獲得綠卡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人選擇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新加坡有親切感，同屬中華文化圈，生活中可以用中文交流，但真的來了，才發現真實情況並不如想像中美好。
新加坡要求外來公司要有至少一名新加坡籍董事，許多中國公司試著招一個本地人來當董事，但又不希望他參與公司經營，只領固定薪水。矛盾由此產生。新加坡籍董事不斷加碼提要求，要求查看公司的具體信息和數據，要求更高的薪水。
有中國人去了新加坡，聊工作時提出，「加個微信吧」。大多時候都會被拒絕，新加坡人認為，工作往來應該通過郵件，他們並不用微信。
投資人之間也會有摩擦。李明達說，新加坡投資人對中國公司非常感興趣。中國市場廣闊，在移動網際網路領域領先世界，也有大量先進的科技創新公司和新興消費品牌，都是新加坡投資人想學習的地方。
他們想交流，但又怕交流，不願意共享數據與信息。「新加坡人做事比較一板一眼，他們覺得中國人有的時候不講武德」。
中國投資人除了看公司的財務數據和報表，還會去深入調研，實地了解行業的真實情況，大多數投資機構會把投資人按照不同行業來分組，讓投資人能夠深耕行業。但是新加坡的投資人不會這樣做，他們不分行業，只看數據。
新加坡的VC（風險投資）圈裡聚集了來自美國、歐洲、日韓、中國的各路投資人，但他們之間又存在博弈。例如，日韓投資人不看中國人的創業項目，中國的投資人也不願意和他們合作投資；新加坡本地公司更願意接近中國台灣的投資人，覺得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投資人「進攻性」太強。
一直以來，新加坡營商環境都是典範，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新加坡在全球19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二，與上一年相同，僅次於第一名的紐西蘭。
但是優秀的營商環境不代表對每個人都友好。很多人公司和投資人在新加坡都會遇到「水土不服」，到了文化更多元，營商環境還不如新加坡的東南亞其他國家，挑戰更大。
新加坡能統籌東南亞？
不少中國公司看中新加坡，是認為新加坡還具備一個重要功能——輻射整個東南亞市場。目前東南亞地區人口數量超過6.5億，是除中國、印度之外人口最多的區域市場。
中國商人汪曉明在菲律賓有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他很早就決定要去新加坡開設辦公室。2019年時，他曾去新加坡考察，還沒等他決定是否要在新加坡開展業務，新冠肺炎疫情就來了，出國變得麻煩。
到今年，他不想再耽誤了。他認為，如果把東南亞看作一個國家，新加坡就是首都，整個東南亞的資金和人才都會向新加坡聚集。而且從新加坡去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都非常方便，相當於在中國不同城市間往返。
東南亞代表性科技公司是Grab，Grab相當於東南亞的滴滴+美團+支付寶，業務包含網約車、外賣、酒店預定和移動支付。這家公司是不少美國人和中國人試圖了解的明星公司。
史軍對Grab很熟悉，他認為Grab是典型的美式文化公司，創始團隊大多畢業於哈佛大學。他認為這樣的公司很適合來新加坡。
Grab成立於2012年，最早是一家馬來西亞公司，主營業務是適合馬來西亞本地習慣的摩托車約車服務，後來發展到網約車以及其他業務。2014年，Grab獲得淡馬錫投資，將總部搬到新加坡。淡馬錫是新加坡國有控股的投資機構，新加坡政府希望通過投資，將優秀的企業吸收進來，再推向全球。
目前Grab的業務覆蓋了東南亞八個國家。但並不是簡單的業務複製、擴張。在不同的國家，Grab的管理團隊都是獨立的，不受新加坡總部的直接管理，每個區域都有本地的CEO。「因為東南亞各個國家的監管政策都不一樣，即使是同一家公司，也無法統一管理。」李明達說。
史軍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說，把新加坡的業務模式直接輻射到東南亞，「不切實際」。
史軍提到，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市場和業務各具特點，在其他國家不宜完全照搬在新加坡拓展業務的模式，需要在本地市場了解客戶需求，提供針對性產品和服務。
一位在東南亞發展業務的中國公司高管提到，新加坡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人完全不一樣，在新加坡，上班族幾乎每天都西裝革履，但是到了越南、柬埔寨，「他們看見你穿西裝，都不想跟你交流，那邊會更接地氣一點，去那邊出差我們都會儘量穿得隨意一點」。
2022年2月18日，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區萊佛士坊，午休時段外出的上班族們。 圖：法新
汪曉明也認同，從新加坡很難輻射到東南亞其他國家，但他仍然認為，「如果要做東南亞業務，肯定是要去新加坡的。」
在東南亞，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國家，很多本地人甚至連信用卡都沒有，這也意味著沒有信用記錄、消費習慣等相關數據，擅長做大數據分析的中國公司難以發揮技術優勢。
汪曉明的公司做的是類似「花唄」的服務，給本地用戶提供消費貸款。一開始要做地推，他從中國國內挖了美團的人過去作為核心骨幹，再從本地招人組建地推團隊。地推工作要快速起效，就需要加班。他也遇到了本地員工不願意加班的問題。
他並不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說到底是人的問題，你要找到對的人。」他採用嚴格的淘汰制，每次招100個地推員工，制定嚴格的KPI標準，「完不成就走人」。最多的一次，100個人里只留下了15個人。
但是如果不去新加坡，就招不到高端人才。他明白短時間內幾乎不可能把菲律賓的業務搬到新加坡，他決定即將成立的新加坡總部不涉及具體業務，只做技術研發。「你如果從國內招人，跟他說去菲律賓他肯定不願意，但是去新加坡就不一樣了。」
機會和掣肘
今年2月，來到新加坡三年，即將40歲的李文卓決定正式開始創業之旅。
李文卓的創業產品Slash是一款創作者工具，簡單來說，就是為想要進入Web3.0的人提供自己創作和交易NFT（非同質化代幣）的平台。新加坡已經是Web3.0創業中心，包括Coinbase（比特幣公司）、FTX、a16z（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等全球頭部Web3.0企業已經選擇在這裡設立區域總部和發展中心。
新加坡經濟協會（SEE）副主席李國權在今年6月提到，新加坡國家很小，在金融創新跟科技創新方面，必須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為以區塊鏈、元宇宙和Web3.0技術為核心的金融科技創新創業企業，專門提供了「監管沙盒」政策。「任何在現行法律架構不能夠容納的，或者暫時無法完全滿足監管單位合規要求的金融創新，我們都會允許這些企業和新創項目在新加坡進行試驗。」
李文卓的平台需要大規模用戶，才能變現。然而，即使新加坡有大量Web3.0可能落地的場景，李文卓表示，Web3.0依舊只是一個極其小眾的賽道。他預計，在三年內，他的創業都會無比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