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希望出現危機。但「不要讓一場危機造成的損失平白浪費」這句話讓我們直面當前的新冠疫情。截至5月20日，新加坡有近3萬新冠肺炎病例，是東南亞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同時新加坡也是人口最少的國家之一(585萬)，當地政府應該反思這些問題。
疫情大流行的一個受害者是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在我2018年出版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一書中，我提出，新加坡的國際聲譽是建立在其治理模式的成功基礎之上的，而不僅僅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樟宜機場(Changi Airport)等引人注目的商業品牌。
疫情大流行的一個受害者是新加坡的全球品牌。在我2018年出版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一書中，我提出，新加坡的國際聲譽是建立在其治理模式的成功基礎之上的，而不僅僅是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和樟宜機場(Changi Airport)等引人注目的商業品牌。
作為一個地緣政治上脆弱、自然資源有限的小國，新加坡的品牌價值不僅體現於經濟方面。還在於可以贏得更強大國家的尊重、喜愛和支持。
新加坡對2019冠狀病毒的最初應對措施被大肆讚揚。世界衛生組織肯定其在實施檢測、接觸者追蹤和隔離方面的貫徹性。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甚至將新加坡的檢測能力描述為「黃金標準」。
一個廉潔、任人唯賢、務實的政府是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核心。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和專業精英資歷和收入水平很高，負責在政策和技術層面上解決問題。通過吸取總結2003年非典防治的經驗教訓，新加坡已經建立了應對新冠肺炎初期階段的體系。
然而，到3月中旬，大量在海外工作的新加坡人回國，他們大多來自疫情控制不力的國家地區。新加坡防治初期勞動密集型、調查式的接觸者追蹤方法很難繼續維持。
許多回國公民無視要求在國內自我隔離的規定。新加坡疾病暴發應對系統並未被提升到最高級別。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斷路器」等委婉說法，而不是「封城」。
避免極端措施符合當時的科學認知水平，也符合提振公眾情緒和儘量減少對企業的損害的目標。政府同時在準備舉行議會選舉。所有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
隨後一段時間，新加坡每天新增病例超過1000例。其中絕大多數病例來自20萬客工群體，大部分是孟加拉籍人士，他們住在43個私人經營的宿舍里。90%的印度籍人士病例住在外籍工人宿舍。
客工們的房間十分擁擠，通風不良，衛生狀況堪憂。每個房間最多能容納20名工人，他們共用廚房、廁所和盥洗區。在這些情況下，對新冠疫情控制至關重要的個人衛生和社交隔離措施難以實行，政府法規沒有得到遵守和執行。
為了控制傳播鏈路，各客工宿舍被劃定為隔離區。客工被隔離在宿舍里，他們的焦慮隨著劣質的食物、無助感和單調的隔離生活加劇。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新加坡數以百萬計的外來務工人員從事著許多建築和垃圾管理方面的低收入工作，建設這座熠熠生光的全球城市，保持她清潔和綠色的面貌，這是新加坡標誌性品牌形象的物質基礎。在這個以商業和金融為導向的國家，他們也是最脆弱的群體，經常遭受剝削、社會歧視。
在這個焦慮的時代，本地社交媒體上經常充斥著仇外和種族主義的言論，在一個習慣於被奉為多種族和多宗教和諧典範的社會中，人們也時常表現出不寬容、相互指責和社會欺凌。
然而，新加坡人的善良、慷慨和公民行為也屢見不鮮。多年來，諸如非政府組織「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簡稱TWC2）和「客工援助組織情義之家」（HOME）等社會組織一直在堅持遊說政府改變政策，為無數被忽視的客工群體提供必要的援助。
事實上，在宿舍疫情爆發的前幾周，TWC2在當地報紙上發表的一封信中警告說，客工很容易感染COVID-19。這些警告被忽視了嗎?
新冠肺炎觸動了普通新加坡人的同理心。然而，調動人們的正義感和團結感，無法掩蓋新加坡模式深層次的結構性缺陷。這次教訓應帶來必要的根本變革。如果新加坡在疫情結束後，僅僅把它當作應對未來流行病的防疫案例研究，那將是一場悲劇。同樣，在恢復正常工作之前，通過修建一兩個世界級的標杆宿舍，來表面上改善民工的生活條件也不是根本解決之道。
作為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新加坡必須捫心自問，為何在其集體決策過程中，如此難以包容來自基層的多元、另類、甚至是對立的聲音；為什麼在飛速發展這麼多年之後，整個經濟體系和社會仍然如此依賴於低薪的客工，政府卻不願給予工人所期望的尊嚴，充分保護和對待這些工人。
為什麼新加坡標榜自己是一個「聰明的國家」，但它的經濟卻遲遲沒有通過投資和採用提高生產率的技術和訣竅來減少這種依賴。創造性破壞應該是答案嗎？
新加坡高條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為受經濟和社會轉型影響的人提供了足夠的保障？
如果新加坡繼續迴避這些和其他必須面對的問題，那麼一場非常痛苦的危機肯定會白費。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2020年5月8日的《印度商報》上。）
文：陳思賢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社會和政治科學博士。2013年至2017年擔任李光耀學院第四任學術事務副院長。2000年至2007年，曾在國大的大學學者計劃和政治學系任教。2009年，獲得國大的傑出教育家獎。
教授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