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文媒體集團社長李慧玲：油墨將盡的百年思索
李慧玲：早報有開放而多元的優勢，但是開放的優勢要能夠發揮，必得先有深度。（葉振忠攝）
在油墨味道將盡的年代，這個聯繫網絡的內部與網絡外面的世界發生了巨變。一百年來我們見慣不同意識形態和各種勢力競爭的刀光劍影，但是這一次，中國的自強、世界秩序的改變，我們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在仁定巷（Genting Lane）的報館，傍晚坐同事的車出去吃飯，從早報政治組那一頭的側門下到一樓，推門出去就是露天停車場。還沒推門出去，則是通向樓里印刷機所在。這是我腦海里常會浮現的場景，印刷機器上跑著紙張。我甚至懷念這個場景里的味道。那是油墨的味道，有時候我覺得這股味道並不僅存在一樓的空氣里，整棟報業中心仿佛都有一股這樣淡淡的油墨味。它每天提醒著我，一份報紙的完成，得經過這股味道；提醒著我，我的工作和這股味道的關係。
我派駐香港回來後，報業中心已經從仁定巷搬到大巴窯，報紙的印刷就跟我們分離了，後來所有的印刷也都集中到裕廊的印刷中心進行。一直到2000年以後，投資更優質的印刷機仍是報社「先進性」和財力雄厚的最佳展示。原本印刷早報的機器印刷的彩色版數有限，有些版面只能是黑白的，增加了全彩的生產線，我們的報紙版面可以更繽紛，更具吸引力。
百年來印刷機器不斷改良進步，一百年前是怎樣一種油墨味，我不知道，但是一百年滄海桑田，我們和過去的最大連接點，恐怕也就是油墨味與印刷機。陳嘉庚先生當年創辦《南洋商報》，除了以商養文，推動教育之外，正是與印刷機有關，他的生意促使他購買印刷機來印製發票、收據、產品商標及包裝盒等，印刷機可以更充分利用。何況自己印製報紙廣告，能夠省下在其他報章刊登廣告的費用。
冠病疫情發生前，我每年農曆新年時還會到裕廊的印刷中心給印刷部同事拜年。他們當中不少原本每天來回新柔長堤，疫情期間無法往來時，他們有的選擇留守印刷廠繼續為我們印製報紙。當時我和康威（前報業控股副執行長）還去探訪他們。一踏入那棟樓，聞到那股味道，仁定巷關於我們與油墨不可分離的記憶就會回來。
最近，我跟年輕同事說起這股油墨的味道時，他們禮貌而茫然的表情，清楚告訴了我，跨過這個一百年，這股油墨味必然將退離得更遠。事實上，我現在每天面對的考驗，恰恰是要帶領同事在沒有油墨味的世界裡闖出一條新路來。
沒有紙張年代要用什麼與過去連接？
我只是自己心裡想著，再過一些年，貫穿一百年的油墨味沒有了，紙張沒有了，我們將用什麼與過去連接？或許，到時也沒有人在乎與過去是否連接了。過去和未來，真的可以完全分割嗎？
中國《財新》的創刊人胡舒立來新加坡時，說要去看羅敏申路45-47號，後來又問我關於日本占領前《南洋商報》具體什麼時候停刊。她的伯公，也就是她父親的哥哥胡愈之的名字，印在今年華文媒體集團辦公室內樹起的「歷任總編輯」牆上。根據中國方面的報道，在中國抗戰時期，周恩來派了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的編務工作，宣揚中共的抗日主張。
我們的資料室保存的顯微膠捲，《南洋商報》從1941年10月1日開始就沒有出版，《星洲日報》在那一天之後的報紙我們也沒有找到。《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9月30日的封面都是全版廣告，翻過一頁，報道都圍繞著抗戰時期「我軍」的情況。《南洋商報》報道，「我官方發言人」稱「我固守長沙至最後一刻，湘北戰局我仍主動，敵打通粵漢企圖斷難實現」。《星洲日報》引述國民黨將領薛岳：「寇又中我誘兵之計，長沙目前安如磐石，寇已被包圍殲滅在即」。
這一百年前面的日子，中國處在內憂外患的時局中，而我們的報紙，當時從海外華僑的視角關注「祖國」。
這百年的後半段，我們用的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的身份認同與視角。1971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芬蘭赫爾辛基演講時，還明確劃定新興國家大眾傳播媒介的角色。我剛加入《聯合早報》時上基本採訪課，第一堂是老總林任君講的。我記得他說《聯合早報》編輯方針的第一條是：維護國家利益。當時我問他如何界定國家利益。不過，對於「國家」所指，我們都沒有疑問，那是新加坡。
政治認同上的「我」改變了，那我們跟歷史怎麼連接？《聯合早報》的報頭下，我們還堅持「南洋」「星洲」應該保留。我們要保留什麼？我們的未來跟過去到底有什麼關係？
再說回我們樹立的歷史牆。上面前半個世紀左右出現的名字，要純粹當作是一串人名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讀懂它們，就能理出新加坡在這個區域、在華人世界中的位置，說出很多故事來。這些名字，屬於早年南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當中，國共兩黨的參與者都有，有的從中國來，有的曾經負笈日本、德國。我們要怎樣去理解這個南來的現象？這樣的一段歷史，在今天有什麼樣的意義？
《聯合早報》今天還保留副刊，雖然名字更易了。我最初開始參與報紙管理工作時，在一些討論中，見證了面對巨大的削減成本壓力時，副刊的版數、內容和稿酬輕易就被歸類在風花雪月底下，可有可無。當時老總在有限的範圍內挺住了壓力。如果沒有經過華文報薰陶，純粹從商業角度看，如此多的投入是奢侈的，尤其當他們的參照是英文報。英文報有這樣輕鬆的部分，卻能夠吸引廣告，利益即時變現，反觀華文報固守的是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花錢費力。
報章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乃至近代中國的改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副刊。副刊成為知識分子遠離廟堂後參與社會的思想場域，也成為文學耕耘的公開園地。這影響了在中國以外的華文報，形成華文報的傳統，也形成華人世界的文化網絡。在中國相對封閉的時候，在兩岸還沒有三通的時候，海外華人世界在這個網絡中仍一直保持聯通，其中有「商」的經濟動力，但更重要的是彼此蓄留著「文」，一些價值觀和文化記憶是相同的。
李慧玲：新加坡有自己的國家身份，有自己多元種族社會的特殊性。（彭博社檔案圖）
新加坡在這個網絡中，處在一個微妙的邊緣上，與其他華人亦遠亦近。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國家身份，有自己多元種族社會的特殊性，加上同時受西方的影響更多一些，我們在這個網絡中，相對於香港、台北等，跟這個網絡顯得距離比較遠。在有油墨味道的年代，我們在報紙上通過文字的呈現，再延伸到主辦的書展、文學節、論壇講座等活動，表達我們的「近」，也因為我們的物理距離，因為我們的視線、觀點和風格差異，展示了我們的遠。但縱使是遠，我們究竟仍在其中，仍然有共同的關懷。
在油墨味道將盡的年代，這個聯繫網絡的內部與網絡外面的世界發生了巨變。一百年來我們見慣不同意識形態和各種勢力競爭的刀光劍影，但是這一次，中國的自強、世界秩序的改變，我們得再重新思考新格局下的自己。
不僅僅傳播消息也是一座文化坐標
我想起鼎盛時期的威尼斯城邦，海事、金融、貿易的經濟活動尤其活躍，但是它的重要支撐是文化，因為這些因素，人才往威尼斯城邦集中。今天，南洋一隅也是資金、人才等集聚的中心，是華人與世界其他族群觥籌交錯、思想激盪的中心。現在，處在這個中心的我們，仍在原來的文化網絡里，但是新的格局已經出現。而在新格局下，新加坡的價值，和《聯合早報》能夠體現的價值，不無關係。我們既是報紙，又不僅僅是一份傳播消息的報紙而已。在這個數碼時代，我們仍執著於作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坐標。我們憑什麼執著？如何堅守？我們有開放而多元的優勢，但是開放的優勢要能夠發揮，必得先有深度；多元要成為優勢，必得先把各自的根扎深，否則都是流於表面與形式。而我們要有怎樣的知識結構、眼光和胸襟，才能躊躇滿志地走入下一個百年？
仁定巷的報館在工業區里，走到麥波申路的車站要經過很長的一段路。或許因為那是最初走過的路程，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白天走這一條路，頂著太陽，汗流浹背。晚上下班，雖有街燈，卻依然感覺前路漫漫，還要提防途中會有出人意表的際遇。所幸我的個性喜歡沉思，並且自得其所，鎮靜地認為路有路的難，卻還是會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