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亞洲各國逐漸崛起，發展速度加快，歐美的發展卻漸漸變緩。原因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在自己最新的書中給出了他的見解。
我們生活的時代充斥著矛盾。在21世紀，我們將見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科技上的巨大飛躍，伴隨著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亞洲地區）發生的巨大經濟和社會進步，意味著21世紀的結構和特性將與19世紀和20世紀的迥然相異。
差異有多大？其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方面。首先，我們將見證世界歷史上西方主導時代的終結。其次，我們將看到許多亞洲國家的復興，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的復興。最後，技術的飛躍和全球貿易等因素導致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經迅速「縮小」，人類不再是生活在一個廣袤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個緊密聯結的小小地球村裡。事實上，當未來的歷史學家回望21世紀時，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在短短的時光片段里，人類竟然發生了如此繁多且巨大的變化。
人類在21世紀的變化
從理論上講，人類是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衡量智力的一項關鍵指標是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根據環境變化進行明智的適應和調整是我們人類得以生存與繁衍數千年的秘訣。當然，在適應和調整之際，有些人類族群做得比其他族群好。
在過去200年里，西方族群表現得最好。憑藉在人類組織形式上和科技領域內的卓越表現，西方國家不僅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而且征服了世界。譬如英法這樣的歐洲大國能在世界各地征服領土，這並不稀奇。事實上，在19世紀，大英帝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因為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像葡萄牙這樣的歐洲小國也能夠征服世界各地的領土。
表現優異的西方更應作出調整適應新時代
200多年來，西方表現優異。面對迥然不同的21世紀，西方理應做出明智的調整以適應新時代。但令我震驚的是，西方未能做出明智的適應性調整，這導致生活在西方的主要人群（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的人群）對未來深感迷茫與悲觀。
作為西方世界的朋友，我一直試圖向西方知識分子解釋西方社會為何要進行調整和適應。舉例來說，我在2005年出版了《走出純真年代》一書，試圖告訴美國知識分子該國應如何適應一個不同的世界。出版此書讓我學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理論上講，美國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到處都有樂於傾聽世界上其他國家觀點的知識分子。但實際上，美國是一個「思想封閉的開放社會」。對於其他國家的聲音，美國的知識分子置若罔聞。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個很小但很實際的原因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認為「區域研究」是「不科學的」，所以一些美國大學取消了「區域研究」課程（例如「東南亞研究」）。好在有些大學仍然開設了這類課程，例如哈佛大學的「亞洲研究」和耶魯大學的「東南亞研究」。
更令人震驚的是，我發現美國知識分子中思想最「封閉」的竟然是「自由派」。這些「自由派」認為，關於人類社會應該如何成長、發展和成功等重大問題，只有非黑即白的簡單答案。「白方」的答案是，只有那些照搬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國家才能取得成功。對此，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是，所有西方知識分子皆對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戰接近尾聲時發表的《歷史的終結？》一文給予了熱烈的回應。該文荒謬地宣稱人類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所有人都應該認識到，所有國家發展的唯一途徑（無論它們屬於哪種文化和位於哪個地域）就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這種看法十分荒謬，然而，主要西方知識分子群體中卻無人反對這一論點。事實上，從西方知識分子身上，我發現的最令人驚訝的事情之一是，他們採用了「戰略性群體思維」模式，而福山的著作促進了這種「群體思維」在西方的傳播。
因此，我在多個場合，包括在我的著作《西方失敗了嗎？》中都寫道，福山的這篇文章對西方思想造成了「腦損傷」。什麼樣的「腦損傷」呢？在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思想界對福山提出世界已走到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論點深信不疑之後，他們便沒有注意到，人類不僅沒有走到「歷史的終結」，而且正在經歷「歷史的回歸」。什麼是「歷史的回歸」？它指的是世界上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的「回歸」。20世紀90年代，中印兩國在同一時期做出了正確的戰略決策——開放經濟、融入世界。中國開始得稍早一點兒，1977年，鄧小平提出了「四個現代化」戰略。十來年後，時任印度財政部長辛格（後出任總理）於1991年啟動了印度經濟開放的改革。
21世紀西方對時代的主導將終結
西方面臨的諸多問題可以追溯到其所犯下的兩大戰略錯誤：第一個戰略錯誤是沒有意識到，在21世紀，西方已經走到了「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點；第二個戰略錯誤是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在見證亞洲的回歸，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最成功的國家的回歸。
21世紀將見證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結。西方拒絕接受這一現實，這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當西方不再是世界第一時，它們需要學會採取戰略性行動。
在理論上，西方譴責虛偽；可悲的是，在實踐中，西方卻常常沉迷於虛偽。一些當代重大案例可以證實這一點。幾十年前，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指示美國國務院發布世界上所有國家（美國除外）的年度人權報告。之後，美國國務院就煞費苦心地記錄發生在其他國家的酷刑案例。例如，在關於斯里蘭卡和突尼西亞的人權報告中，美國國務院譴責這兩個國家將「近乎淹溺」和「將頭浸入水中」作為酷刑。按照道德推理的邏輯，美國這麼做也是在宣稱本國沒有實施酷刑。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發起了一場全球行動，來打擊製造恐怖襲擊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分子。根據國際法，這一行動是正當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也賦予了這一行動以合法性。然而，美國在抓捕了一些恐怖分子嫌疑人之後，將他們帶到關塔那摩監獄並對其實施了酷刑。這一做法明顯標誌著美國道德立場的轉換，它從「禁止使用酷刑」轉變成了「可以使用酷刑」。儘管美國從來沒有在口頭上說過，但從道德推理的邏輯出發，美國以更為有力的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理論上，既然美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社會，人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那麼理應有良性的辯論來討論美國為何以及如何成為金錢政治國家。然而，令人震驚的是，這種辯論並沒有出現，也正因如此，本書才有了真正特殊和獨特的意義。本書對一些西方國家的失敗提出了獨家且獨特的見解。
本書中還有一些見解是西方知識分子拒絕正視的。例如，西方社會喜歡將自己描繪成人權捍衛者，然而，對於自身做出的侵犯人權、協助或教唆侵犯人權之事，西方社會卻矢口否認。簡言之，西方社會一直極其偽善。
（本文節選自馬凱碩著《亞洲的21世紀》，2023年6月出版）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資深學者型外交家，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卓越院士。
他有兩段出色的職業經歷：33年的外交生涯和15年的學術經歷。作為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他在紐約生活了10多年。作為學者，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創始院長。
2019年，他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他是全球知名的公共政策學者和亞洲研究專家，代表作《中國的選擇》《新亞洲半球》《東協奇蹟》《西方失敗了嗎？》等。
近年來，西方逐漸衰落、亞洲迅速崛起，全球範圍內正在發生著權力的大轉移，東升西降成為大勢所趨。這本書正是馬凱碩對這一國際大勢的研判。
他站在中美之外，從第三方的角度觀察國際格局，結合時事分析其背後的成因，討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崛起之路，旨在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21世紀的全球發展態勢。書中收錄了馬凱碩近年來發表的主要文章、演講與接受的重要採訪。
多個專家在談到這本書時，也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 薛瀾：
馬凱碩的力作恰逢其時，既是對西方社會的警醒，也是對亞洲諸國的鞭策，更是對國際社會加強多邊主義建設的期待。《亞洲的21世紀》是關注國際社會未來的人應該讀一讀的書。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名譽院長 肯特·凱爾德：
《亞洲的21世紀》一書洞悉了當下正在發生的歷史性全球變革，以及亞洲在實現這些變革中的關鍵作用，並提出了深刻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