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人以來，新加坡的人民就默認「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因為他們為自己和家人尋求更好的生活，並在投資者眼中樹立了光輝的聲譽。
儘管人力部（MOM）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的平均工作時間呈下降趨勢，但仍是世界上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保持單身或少生孩子。儘管人們選擇小家庭的原因有很多，但專家指出，人們經常提到的一個原因是：工作時間長。
報告還提出了另外兩項指標：
正常工作時間：指員工通常一周工作的時間，包括無薪加班、查看工作郵件或在家完成其他常規任務的時間。
實際工作時數：包括所有形式的加班時數，不論其性質是否正常或是否有報酬。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將這一指標視為衡量勞動力投入經濟的一個反映指標。
根據MOM統計數據，正常工作時間從2010年每周46.6小時的峰值降至2017年的43.2小時。實際工作時間也從2010年的45.6小時下降到了2017年的43.0小時。
教育部將這種下降歸因於兼職工作越來越普遍；工作構成的轉變，越來越多的雇員擔任專業人員、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PMETs）；以及通過技術進步獲得的生產力收益。
華僑銀行（OCBC）財政部研究與戰略主管Selena Ling指出，零工經濟的出現，以及「希望更多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更年輕一代」，也在下降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些網民對MOM的報告表示難以置信，一些人指出，他們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科技讓他們不得不頻繁地通過電子郵件處理非工作時間的事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Ng Yew Kwang表示，新加坡工人工作時間略有減少，是經濟增長或人均收入提高的「自然結果」。
MOM調查顯示，去年新加坡員工平均每周工作45.1小時。相比之下，韓國工人的工作時間為38.9小時，而日本工人的工作時間為32.9小時。
儘管一些新加坡人可能會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打卡時間比以長時間工作文化著稱的日本或韓國人要長，但專家們告誡稱，不要僅根據統計數據進行比較。
「在發達城市，你有更多面向服務的工作，目標是那些生活在城市裡的人。」
MOM的報告顯示，就帶薪工作時間而言，公共行政和教育部門的員工在9月份的平均工作時間為41.2小時，略低於去年全年的41.4小時。
律師工作時間長是出了名的，這一問題在律師行業尤為突出，因為該行業正努力應對人員流失率高的問題，尤其是在年輕從業者中。
沈律師在一家中型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頭兩年，每天工作9到16個小時。30歲的沈律師現在另一家律師所Templars Law擔任董事。他表示，當工作量達到峰值時，他和同事「有時一天工作14至16個小時，一周工作7天」。
Templars Law是一家規模較小的律師所，提供了更多的靈活性，這意味著他現在可以自由調整自己的節奏，每天工作不超過12個小時。
根深蒂固的文化
NeXT Career Consulting Group董事總經理Paul Heng認為，工作時間減少將損害新加坡在亞洲其它國家中的競爭力，因為勞動力成本和生產率是「企業競爭力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塞西拉博士指出，德國等競爭非常激烈的經濟體工作時間較短。去年，歐洲國家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是全球最短的：26.1小時。
「這很難一概而論，因為增加工作時間並不總是意味著這些額外的時間將用於高生產率的活動。」
儘管員工每天工作的時間長短取決於工作本身和許多其他因素，但專家和職場人士指出，新加坡有幾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慣會增加員工在辦公室的時間。
午餐社交時間
人力資源和人力開發專業機構CIPB Asia的區域總監Karen Blal強調了她在新加坡注意到的一個典型場景：同事們一起吃了很長時間的午餐。
曾在法國和英國等其它西方國家工作過的布拉爾稱，新加坡職員「在工作中更有學院風範」。
「他們在工作場所的社交互動似乎比我在其他國家工作過的人多得多，這是一件好事。」
出勤主義
她指出的另一種現象是「出勤主義」，即員工在完成工作後仍待在辦公室，直到老闆離開。
34歲的高級人才經理Fadhil Azmi也認為，如果老闆的工作時間超過了辦公時間，員工就會有壓力要求他們多留一些時間。他說：「這也是公司文化要求員工加班完成工作的時候，即使工作第二天也可以完成。」
一家跨國金融服務公司的審計師Elaine表示，有些人「不會提早下班，因為擔心這會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對於像她這樣從事金融行業的人來說，雖然高峰時期必須長時間工作，但這種做法即使在非高峰時期也會繼續。伊萊恩無法忍受這種工作時間，在一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了四年半後，她辭去了第一份工作。
刑事律師Kalidass Murugaiyan說，即使老闆告訴員工早點下班，他們通常也不願意這麼做。
他經營著自己的律師事務所Kalidass law Corporation，此前他擔任了大約10年的檢察官，之後在私營公司工作。這位46歲的律師最近帶著一名實習生去總檢察長的辦公室開會。下午6點過後，他告訴她可以從那裡就下班回家，但她表示自己想回到辦公室。
「最後，她極不情願地離開了。我得請她喝杯咖啡，說服她回家。」他笑著說。
然而，卡利達斯指出，有時為了審閱大量法律文件，長時間工作是必要的。
早在2004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宣布，新加坡的每周工作時間將從5天半縮短至5天。他指出，每周工作五天是「我們年輕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Blackmagic Design Asia的林青禾要求員工不要在上午9點至下午6點的辦公時間以外工作。
「有工作的時間，也有生活的時間。」所以當這成為一種實踐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努力工作和娛樂就成為一種文化。然後，每位員工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個人需求制定計劃。
營銷代理公司Alive Brand Experience的董事總經理Charlotte Murray在接近下班時都會問問她的公司團隊，每個人都過得怎麼樣，並試圖團結所有人，在有人不堪重負時分擔工作量。她的六名員工通常在下午六點半或七點之前下班。
她還強調了不讓員工一直回復工作郵件的重要性。她補充說，如果一個特別重要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員工可以選擇查看手機或電子郵件的頻率和時間。
「區別在於，僱主希望他們的員工經常上網，那麼他們為什麼自己卻不經常查看電子郵件呢？我認為，指望人們全天候工作是不現實和不公平的。」
一些僱主發現，如果員工發現自己總是在辦公室里埋頭苦幹，甚至在下班後還得繼續工作——他們可能會被趕出公司，這對他們是不利的。在可能的情況下，管理好自己的時間，分清輕重緩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