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5日，52歲的黃循財宣誓就職為新加坡總理，接替了即將滿20年任期的李顯龍。李顯龍留下的是一個在21世紀初全球化進程中快速發展的已開發國家，國內GDP和人均GDP翻了數倍。然而，黃循財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曾為新加坡創造良好外部環境的全球化趨勢可能正在退潮，國際大國間的對立加劇，民眾生活成本上升，社會分層加劇，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正面臨「不接地氣」和「傲慢」的指控。
「為新加坡流淚」的人
2024年5月15日晚，黃循財在新加坡總統尚達曼和總理李顯龍等約900名賓客的見證下，走上總統府前的草坪宣誓就任新加坡第四任總理。當黃循財發表就職誓言時，時間正好是8時12分——正是2004年8月12日，李顯龍在同一片草坪上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三任總理的時間。
與「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李光耀和李顯龍不同，黃循財的背景顯得更為平民。他1972年出生在新加坡東海岸馬林百列街區的一個普通組屋家庭。父親是來自中國海南的移民，母親是新加坡本地的小學教師。黃循財從小在公立學校讀書，中學畢業後考入新加坡五大初級學院之一的維多利亞初級學院，之後獲得了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服務委員會獎學金（PSCC），赴美留學，並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分別獲得了經濟學本科和碩士學位。
黃循財的家庭背景與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作為一個移民家庭的後代，他深知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重要性。新加坡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吸引全球人才和資本，維持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新加坡政府歷年來通過實施一系列鼓勵移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高素質的移民，為國家的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學成回國的黃循財進入新加坡貿工部從事經濟研究，之後在財政部、衛生部、能源市場管理局、國防部、教育部和金融管理局等9個政府部門任職。2005年至2008年間，他擔任了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2011年，黃循財首次帶領人民行動黨團隊參選國會議員並獲勝，隨後進入李顯龍內閣，擔任國防部和教育部政務部長，並連續兩屆連任議員，期間主持了新加坡建國50周年（SG50）、東南亞運動會以及新加坡植物園申遺等大型項目的籌備工作。
儘管政績卓著，但黃循財的工作大多在幕後。真正讓他走入公眾視野的是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他與衛生部長顏金勇共同領導防疫工作，通過因時制宜的社會管控措施，使新加坡重症率和死亡率低於各國平均水平，同時秉持「與病毒共存」、「逐步開放」的方針，推動經濟復甦，獲得了「防疫模範生」稱號。黃循財在2020年3月的一次發布會上，談及一線防疫人員時動情落淚，被民眾評價為「共情能力強」、「值得信任」。
從「鐵腕治國」、「說一不二」的李光耀，到吳作棟和李顯龍，再到黃循財，新加坡領導人的形象越來越親民和接地氣。黃循財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在疫情期間展現的領導能力，使他成為了新一代新加坡領導人的代表。
走下神壇的人民行動黨
人民行動黨的執政風格變化反映了民意的需求。2011年，該黨在國會大選中得票率為60.14%，為建國以來最低；四年後的大選中，由於舉辦了「建國50周年」等凝聚人心的活動，支持率有所上升；2020年，儘管再次成功蟬聯執政，但支持率又回落到61.24%，反對黨工人黨拿到了史上最多的10個席位。黃循財在接受《聯合早報》等本地媒體採訪時坦承，人民行動黨在民意上面臨挑戰，他表示，「建國總理李光耀時代一黨獨大的日子已不復存在……反對黨肯定仍會存在，我們已經接受這會是我們政治制度中的永久特徵。」他說，「兩個或三個反對黨一起取得超過50%得票率，組織聯合政府，不是遙不可及的」。
近年來，關於人民行動黨「不接地氣」的批評越來越多。儘管黃循財出身草根，但他也是通過人民行動黨建立的「學而優則仕」的技術官僚路徑，從一名普通公務員一路走到總理崗位。
新加坡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人民行動黨也在不斷調整移民政策，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新加坡政府通過引進高素質移民和技術工人，保持經濟活力和競爭力。這不僅有助於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也為新加坡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創新動力。然而，這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如本地居民與新移民之間的矛盾和文化融合的挑戰。黃循財必須在保持新加坡開放政策的同時，解決好這些矛盾，確保社會和諧。
從1965年起掌舵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擁有一套「選賢唯能」的人才選拔和培養制度，即通過提供獎學金，讓優秀高中畢業生接受海內外精英教育，加入公務員隊伍，其中表現優異者會得到提拔，走向較高的行政職位。為了避免腐敗，新加坡政府實施「高薪養廉」制度。據《海峽時報》報道，新加坡部長級官員的薪酬基於該國收入最高的1000人的薪資中位數，打6折以顯示「為民服務」的屬性。一位初級部長的月薪為5.5萬新元，年薪包含13薪和獎金。李顯龍任總理時薪資按初級部長的兩倍計算，2012年經過一輪薪資下調後為220萬新元，被稱為「全球最高薪領導人」。
全球化退潮中，新加坡怎麼辦？
站在新加坡標誌性的魚尾獅雕塑旁望向濱海灣，最顯眼的建築便是頂部宛如一條大船的濱海灣金沙（Marina Bay Sands）。金沙不僅以其豪華酒店、商場和樓頂的無邊泳池聞名，更因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庭賭場而備受矚目。在法紀嚴格的新加坡開設賭場，是李顯龍執政期間最具顛覆性的政策之一。
2005年，李顯龍表示，在上海、香港等亞洲大都市的挑戰下，新加坡必須「提高國家競爭力，否則會遠遠落後」。他提出的策略之一是在濱海灣和聖淘沙兩地建設度假村和賭場，以發展旅遊業。如今，2010年開業的金沙和2011年改建完畢的聖淘沙島都已成為新加坡的旅遊勝地，其中聖淘沙每年接待遊客逾2000萬人次。2023年擴建完成的樟宜機場T2航站樓則將雨林、瀑布與遊樂設施融為一體，使原本已是「世界最佳機場」的樟宜機場成為新的景點。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室莊嘉穎表示，李顯龍在20年任期里相當重視城市發展與更新，同時也將新加坡從製造業為重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以服務業和金融業為主。這些轉變使新加坡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產值都有大幅度增長。《聯合早報》近期刊登的經濟數據顯示，2023年新加坡的名義GDP已增至2004年的3.5倍，人均GDP達到當年的2.4倍，從4.67萬新幣增至11.38萬新幣；新幣在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的貨幣中也增值了40%。李顯龍在離任前的一次媒體採訪中將新加坡稱為「閃光的小紅點」，這與上世紀90年代印尼時任總統哈比比輕視「小國」新加坡時的稱呼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莊嘉穎也指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不僅是李政府的功勞，外部環境也提供了很大助力。李顯龍就任的2004年正值全球化進展最快、經濟最開放的時期，西方已開發國家大量向外輸出資本，剛剛加入WTO的中國則吸收了已開發國家轉移的大量製造業。新加坡作為投融資的「中間人」，幫助了出口資本和進口製造業的經濟體進行「配對」，同時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承接已開發國家的技術和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再加工後出口至國外。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非常依賴中美等大經濟體的合作意願及彼此間資本、技術與貨物的需求。新加坡最大的投資來源國和服務貿易夥伴國均為美國、歐盟和日本，而貨物貿易最大的夥伴國是中國，其次是美國。然而，自特朗普2016年就任美國總統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開始發生變化。如今在中美競爭背景下，中國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近年來接連提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法案，將製造業轉移至美國國內及拉美地區。此外，特朗普上任後退出了新加坡一直以來極力推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些變化都意味著中美及其盟友間的經濟往來和開放程度不斷減少，摩擦不斷增加，新加坡能從中獲益的機會也逐漸減少。
在學者鍾偉倫看來，新加坡作為連接東西方的貿易樞紐，努力對四面八方的機會保持開放，是新加坡國民精神「怕輸」（kia-su）的體現。「怕輸」一詞源自南洋華人常用的閩南語，意為害怕失去機會。2021年，鍾偉倫在《外交政策》撰文闡述了新加坡如何在中美之間「走鋼絲」，即新加坡每次向美國走近一步時，也會在同領域向中國邁出一步，連軍事防務領域也是如此。
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風波頻出，國際輿論常常鼓吹讓新加坡「選邊站」的論調。但黃循財在「接棒」後重申，新加坡未來不會親美也不會親中，而是「親新加坡」（pro-Singapore）。新加坡管理大學楊邦孝法學院副教授、曾任國會官委議員的陳慶文表示，新加坡堅信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和東亞都有切實的利益，只有兩國在該地區發展得好，才能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新加坡未來將與中美兩國在投資、貿易、政府間項目、軍事防務合作和民間關係上進一步密切往來。
「往後新加坡需要尋找新的市場，還是變得更加獨立？未來的發展模式是黃循財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莊嘉穎說。
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
若將一切數字「平均」下來，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於美國，按購買力計算的GDP更高。然而，莊嘉穎指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不僅帶來正面影響，也導致物價和房價的上升，顯著的貧富差距隨之出現。
根據瑞士信貸集團2023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新加坡有超過33萬名凈資產逾百萬美元的富人，其中78人擁有超過5億美元的財富。而另一方面，有79.6萬人的凈資產少於1.35萬美元，這些人占新加坡成年人口的16%。2010年至2023年，新加坡收入最低10%群體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從381美元增長至706美元，而收入最高10%群體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則從9669美元增至14803美元，儘管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高於高收入者，但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擴大。新加坡國立大學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大學畢業生在20多歲和30多歲時的收入中位數是4200新幣，是中學及以下學歷人士的兩倍多。一名清潔工的月收入則在1570新幣到2210新幣之間。
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之間則是龐大的中產「夾心階層」。身為學者的莊嘉穎笑言，「（新加坡）經濟數字翻倍是很好。但作為一個拿固定工資的人，我的工資並沒有翻倍那麼多，所以（作為普通人）還是會有壓力。」
陳慶文表示，李顯龍任期內，因經濟快速增長引發的收入不平等、對外來移民的不滿和社會壓力增加，因為新加坡「城邦國家」特點而尤為突出。「若一位中國人不喜歡北京、上海的生活壓力，可以選擇去二三線城市甚至是農村，但新加坡人別無選擇，因為它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城邦。新加坡也不可能因為這些負面影響而選擇減緩經濟增長，否則那會給新加坡、習慣了高生活水平和強勁貨幣的新加坡人帶來什麼呢？新加坡若不繼續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就可能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人們不再來這裡做生意、生活和娛樂。」
因此，陳慶文認為，經濟發展對新加坡而言是一個「存在主義」問題（existential challenge）。為了減少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李顯龍政府在過去20年里，通過收入再分配、擴大社會安全網、提高移民門檻等手段來維持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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