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辭世，終年91歲。李顯龍總理在悲痛中，感謝李光耀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各國領袖也紛紛表示深切哀悼。
李光耀留給國人的寶貴遺產是高度物質發展的新加坡，還有他生前意料不到的最後禮物。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
李光耀先生走了。
3月23日早上，看著電視上李顯龍總理強忍淚水向國人宣布噩耗，聯想到十三年前我家喪母之痛，惋惜，感恩，但是沒流淚。
下面幾天，所有感官360度的接觸到排山倒海、鋪天蓋地、不可避免的新聞報道，甚至有點過度歌功頌德的感覺。
是閱讀報章對廣大新加坡群眾感恩，向李光耀先生致敬的場面報道時，才不由自主的熱淚盈眶。止不住的淚水沾濕了也模糊了報紙上的一字一句。李先生逝世後的一周，每逢看到國人反應，致敬和悲痛的報道，尤其是不分晝夜排八小時隊只為了短暫幾秒鐘對偉人表示敬意，和國人自發的，不分種族宗教的互助，謙讓，守序，無私態度，只要讀到我都會感動，流淚。
反對黨領袖劉程強在國會裡發表的悼詞讓人深思。只要是走過這50年的新加坡人，理解開國時你死我活政治鬥爭的，都會有所感觸。我還記得當年熬夜聽收音機廣播1963年大選的結果，由人民行動黨勝出時鬆一口氣的感覺。親身經歷了1964年的種族暴亂，好不容易走路加順風車才回到家， 還戒嚴了好幾天。1965年如晴天霹靂地在小坡大馬路大中眼鏡店聽到新馬分家消息，這一連串的讓人憂心的消息延續到1967年飛加拿大讀書離開島國才終於告一段落。問題並沒解決，只是沒聽到。
面對多年的不穩定，當時的李光耀領導團隊全心全意的努力解決難題，走出困境。我1972年完成碩士課程回國時， 治國大方向基本上已塵埃落定，李光耀團隊領導國人逐漸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抓住機遇我加入了當時唯一的科研單位：國防部剛設立的科研小組。不知不覺在國防科技領域做了30年，直到2003年接任南洋理工大學校長為止。
30年的國防科技工作，充滿挑戰也非常充實，感覺為國家的安全做了點貢獻，有成就感。當年吳慶瑞副總理的深思遠慮，敢於放權，給於我們科研小組充分的資源來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追上先進國家的任務。87年起我領導團隊建設國防科技研究院，專注於加強新加坡武裝部隊的震懾力。間中有多次機會對李光耀先生和內閣直接彙報，每次都是戰戰兢兢的順利完成。
2003和2004年接任南大校長初期，下了不少功夫深入理解南洋大學校友的創傷和訴求，也諮詢了楊榮文部長的高見。我發現新加坡語言政策和南大星大合併留下的傷口竟然如此之深！表面上癒合的疤痕在底下繼續的發炎，化膿。當時我認為，作為華校生，身為南大校長，有責任努力打開這個死結。
解決問題的同時也能幫助大學和中國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發揮南洋大學作為海外第一所中文大學的歷史優勢， 何樂而不為呢？可惜事與願違，超激烈的國內國外反應使計劃功敗垂成，只好放棄關於南洋大學的努力而專注南洋理工大學的建設。
這段經歷讓我深深的體會到劉程強國會發言所提到的建國過程犧牲者。如果他們當年是勝利者，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又會怎麼樣呢？
如果李光耀先生沒有下定決心徹底改革教育制度，轉型為英語為主的雙語教育模式，新加坡會不會有今天的種族和諧，各大教派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合作無間的理想社會？
歷史不可能重來一次，但是眾所周知，獨立後人民行動黨掌權的50年，新加坡的發展勢頭的確驚人，甚至成為多國仿效的世界典範。回想當年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紛爭，韓戰、越戰、馬來亞森林戰等武裝鬥爭，加上華人在東南亞的敏感地位，如果以華人為主的左傾陣營當權，很難想像新加坡能如何走出困境，更遑論快速發展。也許只有超級實用主義，為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李光耀團隊才能帶領這個沒人看好的孤島小國突破圍堵走出去，放眼世界開放經濟來創造高速發展奇蹟。
我發現有很多當年的犧牲者今日也非常認可李光耀團隊的豐碩成果，也有不少人在李先生過世時對他致敬。他們的訴求很簡單，他們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是當年的熱血青年，不是人民公敵。他們已經融入現在的新加坡社會為中堅分子。另外一方面還有不少華校生對新加坡教育改革使中華文化的傳程中斷而耿耿於懷。他們希望能重燃母語文化傳播，繼承五千年文化的一脈香火。我認為，他們的訴求，在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背景，只要小心翼翼的保存種族宗教和諧的底線，是可以在後李光耀時代完成的。
李光耀先生給新加坡人的最後一個禮物是他生前可能意料不到的。多年來我們一直爭論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和國民意識。我們是否只是愛吃炒粿條，雞飯，講新加坡式英語，雙語只有半桶水的一群烏合之眾？李先生過世給我們，甚至全世界呈現了新加坡人最光輝的一頁。經過50年的歷程，我們終於在悼念李先生時發現了自己。我們發現了國人基本價值觀，發現了不分老少，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凝聚力。在為李先生致哀的一周，新加坡人發現了新加坡國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獨立50年來前所未見，深深觸動我心弦的一幕。止不住的眼淚，是對國人和李先生的感動，是欣慰，是感恩。同時也代表對建國時代犧牲者和家人坎坷一生遭遇的惋惜，唏噓，和傷感。
李光耀先生的葬禮是建國時代的結束，更是新加坡新時代新方向新氣象的開始。雖然新加坡國家硬體已經大致成型，但是我們致哀一周表現出的凝聚力還是要歸功於李先生的感召力而體現的最後禮物，持續性還有待加強。我認為新加坡以後的最重要任務是加強國民意識，培養價值觀的共識，在追求經濟增長時平衡社會公正，照顧弱勢群體，建設國家軟實力來彌補建國團隊專注硬體高度建設的不足之處。
在這個二次建國過程中，我們有必要把建國時代的犧牲者接納入建國歷史，也要加強李先生生前對中華文化傳程的努力。我們可能有必要仿效南非曼德拉總統發起的新南非建國過程中客觀的面對現實，正視歷史的和解方式。當然，目前急需解決的重點是要好好構思下一步的國家經濟模式，但這道歷史傷口的癒合也不可忽略，因為我們要萬眾一心，全民團結，才能應付未來發展方向思考的嚴峻挑戰。
李光耀先生留給國人的寶貴遺產是高度物質發展的新加坡。他留給我們的最後禮物是葬禮上國家意識國民凝聚力的初基礎。只有物質驅動力的國家不可持續，我們必須加上精神的培養和傳承，價值觀的共識，和溫暖家園的建設，才能繼承好李先生的一生事業，讓新加坡國家意識，新加坡國家精神能代代相傳。
我希望新加坡人能自發的探索思考，大家共同建設國家的軟體，不要等政府帶頭，大家全民一心的成功完成第二個五十年的國家建設，不要辜負李光耀先生寶貴的最後禮物。這才是紀念李光耀建國團隊的最好方式。
本文收錄於《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本文作者為徐冠林，2003–2011年期間膺任南洋理工大學校長，曾任新加坡國防科技研究院院長、國防科技局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