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瀕臨崩潰，中美關係日益緊張，對於新加坡來說，要推動貿易和經濟增長，還要面臨著艱難的選擇。
一直以來，國際貿易都是新加坡的命脈。新加坡的成功與開放、互聯、實用的全球經濟密不可分。但今時不同往日，新冠疫情重創了全球商業，使其面臨著本世紀以來最大的挑戰。
世界貿易組織預測，全球貿易將比去年減少30%，新加坡的形勢可能更為嚴峻——預期經濟萎縮將超過40%。
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隔離措施同樣對新加坡服務業造成了沉重打擊。酒店和餐廳的運營水平與繁榮時期無法相比，世界級的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停飛了90%以上的機隊。
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新加坡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日子要結束了嗎？
或許要經歷在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時間，我們才能找到答案。而且這取決於三個關鍵因素——新加坡能否：
（1）成功過渡到後疫情數字經濟時代；
（2）妥善應對中美間地緣政治競爭；
（3）積極參與多邊框架。
教授簡介
Alex CAPRI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商業分析與運營管理系
高級訪問研究員
前畢馬威國際貿易與關稅(美國西南區)執行董事
研究領域：國際貿易協定、非關稅壁壘、技術與亞洲貿易促進等
後疫情數字經濟
新加坡的數字化基因非常適合後疫情時代的經濟，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通過網際網路催生出新技術驅動的生態系統，涉及金融技術、衛生服務、會議和教育服務、娛樂、網絡安全和隱私、物流服務、電信，當然，還有電子商務。
《金融時報》發布的2020年亞太高增長企業500強中，有70多家公司來自新加坡，對於一個小國來說這一數字可謂十分亮眼。其中包括Grab(科技)、Reddot Payment(金融科技)、Sunseap(能源)、Boxgreen(電商)、MiRXES(健康)和Blue Wireless(電信)等知名企業。
另一項積極因素在於，儘管面臨新冠疫情的挑戰，新加坡仍斥資數十億美元在全國範圍內部署5G戰略，並計劃於2025年推出5G服務。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IMDA)最近宣布，Starhub、Singtel和M1三家新加坡電信運營商獲得建造獨立的雲5G基礎設施的合同。
推進5G發展的邏輯揭示了幾個潛在的動機。通過選擇多家公司，新加坡避免了一家獨大局面，從而也可避免壟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部長易華仁(S. Iswaran)表示：「我們的重點是全網的彈性和安全性，並確保供應商的多樣性。」
由於獨立5G網絡在安全功能上具有獨特規範，新加坡的中小型科技企業將在設計和構建網絡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從長遠來看，當其他國家從新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並著手發展本國5G網絡時，新加坡許多企業都有望從中獲利。
5G網絡多元化的另一個微妙原因則基於地緣政治。新加坡必須減少對單一一家外國電信公司的依賴，否則可能會卷進中美之間的技術民族主義混戰。
避免中美二元選擇
新冠疫情暴露出中美關係的惡化程度，這種全面對立已經達到了臨界點。兩個超級大國在貿易、技術轉讓、基本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方面存在根本分歧。
如今新冠疫情成了一個導火索。美國關於中國沒有全力阻止疫情爆發、武漢實驗室或是病毒幕後黑手的指控不絕於耳。
新加坡被夾在兩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間，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因而如果可能，新加坡必須完美地運用藝術來避免零和遊戲或二元選擇。
美國的影響
新加坡與美國在安全和經濟方面的聯繫可謂源遠流長。截至目前，美國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資者，投資額超過2,440億美元。
2019年，美資占新加坡所有外國直接投資(FDI)的20%以上，且其投資總額超過了其他所有亞洲公司的總和。
在製造業領域，美國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資幾乎比其他所有亞洲投資的總和高50%。在電子行業，惠普、德州儀器等美企率先投資了新加坡新興的技術行業。如今，這些行業是新加坡在未來成為重要貿易中心的關鍵元素。
與此同時，美國技術公司仍然處於複雜的生態系統和價值鏈的核心。
新冠疫情的肆虐正在加劇中美技術民族主義的緊張關係。隨著中美企業之間逐步脫鉤，預計會有大量外國公司將業務從中國大陸，甚至包括台灣，轉移至新加坡。
正如對待其它過去的盟友和夥伴那樣，美國會依靠新加坡的技術公司來減少與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聯繫，此舉可能會直接影響新加坡5G的長期發展計劃，而這也取決於新加坡本土企業的自給能力。
同樣，美國政府可能會加大對美國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限制新加坡企業向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出口微晶片或其它部件。
這種情況已經在台灣出現，美國正在向台積電、聯華電子以及其它台灣半導體公司施壓，要求它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出售相關產品。
中國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目的地。
隨著中國經濟復甦的繼續，特別是在美國等世界其他國家仍處於滯後狀態的情況下，新加坡遭遇沉重打擊的行業似乎正準備奔向中國的懷抱。
例如，當中國在建築和基建行業進行經濟刺激時，新加坡在工程、建築和項目諮詢行業的企業可能會獲得巨大的機會。
但中國政府很可能會利用參與其經濟復甦的機會，換取對中國實現更廣泛地緣政治目標的支持，其中可能包括默許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以及在推動5G、監控技術和數據隱私等領域實行中國標準的過程中，將新加坡拉入其技術民族主義的勢力範圍。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國不斷攀升的遊客數量已經占據了新加坡酒店和零售業遊客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更不用說其旗艦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
未來，如果情況允許，中國政府可能會利用利潤豐厚的旅遊客源作為談判籌碼，為實現其他地區戰略目標贏得支持。
所有這些都將新加坡置於非常微妙的地位，夾在中美利益之間，如履薄冰。
參與多邊框架
如果新加坡要保持其全球樞紐地位，就必須繼續參與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定將新加坡與基於規則的具有高標準透明度、可持續性和數據隱私的框架聯繫了起來。
通過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歐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等高標準協議，新加坡與世界領先的創新企業建立了最密切的聯繫，並完全參與到不斷發展的全球知識經濟中。
通過與其它六個具有共同目標的國家合作，保持供應鏈和貿易路線的開放，新加坡確保了貨物和基本用品的持續流通，並為疫情結束後更密切的聯繫打下了基礎。
後疫情時代下，數字經濟將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迫在眉睫的管理挑戰帶來更多合作機會，而在碳追蹤和清潔技術等領域，新加坡同樣擁有巨大的潛力。
毫無疑問，後疫情時代的道路對新加坡來說漫長而艱難。但新加坡也可能遊刃有餘地適應地緣政治格局，避免在中美問題上做出代價巨大的二元選擇，並繼續扮演其全球貿易中心的角色。
文章原載於CNA網站，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原題為How Singapore will remain a top trading hub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作者：Alex Capri，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高級訪問研究員
翻譯：李柏慧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