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國，而是已經崛起的大國。」近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接受《金融時報》編輯魯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專訪時如是說。
在這場對話中，黃循財系統闡述了新加坡對中美博弈的判斷、為何不會在兩國之間選邊站隊，以及東協國家如何在這個「舊規則失效、新規則未定」的混亂時代尋找生存之道。
世界變了：黃循財的三個核心判斷
當被問及特朗普政府是否只是「暫時現象」時，黃循財給出了明確答案：不是。
他認為美國的變化是結構性的，反映了美國政治文化和社會本身的轉變——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自己沒有從當前全球秩序中獲益，不願再繼續承擔「全球保險人」的角色。黃循財強調，這種趨勢超越了某一屆政府，意味著世界正在向「後美國秩序」過渡。
但問題在於，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或願意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這讓全球進入了一個尷尬的位置：「舊規則不再適用，新規則還未被寫下，我們必須為未來更多的動盪做好準備。」黃循財說。
黃循財說，中國已經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而是「已經崛起的大國」（risen power）。
儘管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仍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在先進位造、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中國已經是技術領導者，「在某些領域已經超越了追趕階段」。
黃循財特別提到，中國近年來的一系列舉動表明其正在思考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責任。例如，中國最近決定在世貿組織（WTO）中放棄「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並在過去一年多次加大對全球機構的支持。
「世界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中國不會向西方規範靠攏，它會找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黃循財說。
與此同時，黃循財用一個冷戰時期的核武術語來形容當前的中美經濟關係：「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當一方擠壓，另一方就會立刻反擊——美國控制晶片出口，中國就尋找替代方案，包括使用低端晶片作為變通辦法，並加大自主研發力度；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美國和盟友就開始意識到「這些東西並不像名字那樣稀有」，轉而尋找替代來源。
「經濟學告訴我們，永遠不要低估供應彈性。」黃循財表示。他認為，儘管這些封鎖和反封鎖會造成短期痛苦，但從長期看，雙方都會找到繞過對方限制的辦法。更重要的是，由於兩國經濟深度交織，這種相互擠壓本質上就是在互相傷害。
黃循財判斷，中美最終可能會達成某種新的共存方式（modus vivendi），即使競爭依然激烈，但會找到一種避免完全脫鉤的平衡。「這不會很快到來，但我們看到了這種可能性。」他說。
新加坡為什麼不選邊
面對所有記者都會問的問題：「新加坡是否必須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的追問，黃循財的回答不僅給出了結論，也給出了理由。
首先，他指出，中國雖然已經崛起，但今天仍無法或不願完全取代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中國仍是中等收入國家，面臨大量國內挑戰，因此全球尚未出現新的單一領導者。「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過渡期，這個過渡期可能會持續數年，甚至超過十年。」黃循財說。
更重要的是，黃循財給出了一組關鍵數據：美國仍是東南亞最大的投資國，而非中國。中國是該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在外商直接投資（FDI）方面，美國的投入遠超中國。「美國在亞洲仍有巨大利益，東南亞所有國家都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黃循財強調。
當然，不選邊不等於被動等待。黃循財表示，新加坡正在採取主動行動，「我們不能只是等待事情發生，或者寄希望於一切會神奇地歸位。我們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
具體而言，新加坡正在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構建新的多邊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未來投資與貿易夥伴關係」（Future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Partnership，簡稱FITP），這個由新加坡和阿聯牽頭的機制匯聚了大約15個中小型貿易依賴型經濟體。
黃循財解釋說，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都希望維護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而這個夥伴關係的目標不是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而是推動標準化規則、簡化海關流程、實現電子發票和數據流動等數字化賦能。
此外，新加坡還在推動更大規模的區域整合。黃循財透露，新加坡正與歐盟討論《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與歐盟之間的正式夥伴關係，「這將占到全球貿易的40%左右」。同時，歐盟與東協之間的自貿協定討論也在推進，「如果能實現，這將是全球貿易的另外三分之一」。
「我們身處一個全球體系日益堵塞的世界，但我們希望保持貿易動脈的暢通，甚至創造新的動脈。」黃循財說。這正是新加坡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不等待大國決定規則，而是與志同道合者一起書寫新規則。
當記者問及新加坡如何應對美國要求阻止先進晶片流向中國的壓力時，黃循財的回答體現了走鋼絲的藝術。他表示，新加坡的立場非常明確：作為一個建立在法治和信任基礎上的商業樞紐，新加坡決心維護商業環境的完整性。「我們不會容忍企業違反我們的法律，也不會縱容企業或個人利用與新加坡的聯繫來規避其他國家的出口管制。」
具體而言，新加坡已與美國建立了穩健的安排，允許美國政府在需要時對在新加坡的相關企業進行調查。黃循財強調，新加坡也願意向其他國家提供類似安排，「因為如今出口管制不再僅限於美國」。這種做法既配合了美國的關切，又通過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來維護中立立場。
東協的共識
新加坡的不選邊策略並非孤立的。黃循財特彆強調，整個東協都在採取類似策略，而且有著相同的理由。
當記者提到美國對東南亞鄰國徵收高達19%的關稅（相比之下新加坡只有10%），並質疑「美國是否已經拋棄了東南亞」時，黃循財承認關稅確實影響了美國在該地區的聲譽。但他隨即指出，所有東南亞國家仍然認識到美國是該地區最大的投資者，而非中國。
這一論據在採訪中被反覆強調，顯然是新加坡和東協國家集體判斷的核心依據。黃循財說，正因如此，許多東協國家與美國進行了密集談判，最終都爭取到了比最初設想更低的關稅。「他們都盡力了。」黃循財如此評價鄰國的努力。
新加坡是煤礦里的金絲雀
關稅問題也暴露了東南亞經濟的脆弱性。當記者問及經濟增長為何尚未受到明顯影響時，黃循財的回答透露出一絲警覺。他表示，影響尚未充分顯現有幾個原因：實際關稅水平低於最初威脅的水平、企業提前囤貨以及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帶來的經濟韌性。
但他隨即話鋒一轉：「影響是會有的。我們已經開始感受到了。」
黃循財說，新加坡經濟「就像煤礦里的金絲雀」，因為高度開放和外向，總是最先感知外部環境的變化。2025年上半年，新加坡還沒有感受到明顯影響，但隨著下半年的到來，「我們開始看到一些放緩」。由於不確定性，企業正在推遲新投資和招聘，商業活動普遍放緩。
當記者追問新加坡是否對10%的關稅感到滿意時，黃循財表示：「從我們的角度看，正確的數字應該是0%，但10%已經成為新常態。」
黃循財指出，關稅壓力反而成為推動東協一體化的催化劑。美國的關稅措施「確實催化並激勵了東協領導人更緊迫地推進一體化」。東協正在加速建設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單一市場。
對於東協的情況，他進一步解釋，東南亞是一個高度多元和複雜的地區，由眾多不同民族、語言和宗教構成，曾經被稱為「亞洲的巴爾幹」，因為地理破碎和潛在的不穩定性。「然而，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的幾十年里，東南亞保持了相對和平，避免了重大衝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東協。」
黃循財承認，東協當然不完美，「但它是不可或缺的」。東協國家正在繼續鞏固已有的基礎，希望在多極世界中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平台，允許與所有大國進行接觸。這正是東協版的「不選邊」——不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畫一條線，而是成為兩者都可以參與的舞台。
在採訪結尾，黃循財提到自己去年底曾與特朗普通電話，稱「聊得不錯」。如果特朗普出席即將舉行的東協峰會，兩人將有機會面對面交流。
但有一點已經清楚：對於新加坡和東協來說，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於精密計算的長期戰略。這個計算的核心是一個簡單而有力的邏輯——美國仍是最大投資者，中國是最大貿易夥伴，兩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