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網絡
1818年，托馬斯·斯坦佛·萊佛士前往馬來半島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挑選商站，發現此處被荷蘭搶占，轉尋他處，發現了新加坡。萊佛士登上新加坡時，島上只有500人居住。
然而，新加坡有著天然的地理優勢。馬六甲海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運的最重要通道，被譽為海上航運的「生命線」。馬六甲海峽西北寬東南窄，位於東南端的新加坡扼守住了馬六甲海峽。
1819年1月29日，萊佛士與馬來柔佛王國管轄當地的天猛公會面，並簽署了臨時協議：英國用3000西班牙圓拿到了在新加坡建立商站的權利。四年後，他又獲得了全島的管理權。
萊佛士指示新加坡第一任參政司將其開放為自由港：「目前對該港貿易，也無需課稅。」就此，新加坡全球轉口貿易的角色被寫入了基因。
經歷英國百年的殖民文化和開放經商後，這個小島聚集了移民人群。1965年，新加坡走向了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建國者李光耀此時僅有42歲，他接受西方教育，又深知東亞人文，後被認為具有威權主義屬性。
此後三十年間，李光耀利用新加坡特殊的地緣政治施展「小國大外交」，新加坡人攜帶著危機感開拓進取、擁抱世界，這個小島最終成為了全球開放經濟體的「綠洲」。她環境宜人、文化多樣、經濟開放、政府高效透明，頗受資本和科技新貴的歡迎。
不過，五十多年過去了，新加坡政治的實際掌控人依然是李光耀家族及其政黨。 這是新加坡人面臨的歷史難題。當今世界，秩序崩壞，兩極對立，亞太地緣政治震盪，新加坡的橫跳愈加狹窄。「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代表著新加坡人新的危機感。
01 移民國：何以生存
1945年9月12日，一個不尋常的上午，新加坡的市政局大廈聚滿了圍觀居民，22歲的李光耀也身在其中。他看到一名身穿白色海軍制服的軍官走上了台階，隨後脫下了軍帽，向士兵歡呼。那是路易斯·蒙巴頓勳爵，有著英國貴族血統的海軍元帥，時任二戰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與他同行的還有七名同盟國部隊軍官。人群沸騰了，他們看著七名高級日本將領簽下降書。
日軍撤退，新加坡人民終於脫離日治下殘酷的三年噩夢，重歸英國的「寧靜」殖民統治。 19世紀初，新加坡就成為了英國的海峽殖民地。起初多是華人移民，而後「海峽土生華人」越來越多。土生華人早已習慣了英式殖民地文化，社會富裕階層更以子女接受英式教育為榮。李光耀也是其中一員。他的曾祖父從廣東下南洋，隨後在此經商，祖父經營輪船事務，家道昌盛。日軍入侵時，他就讀萊佛士學院，新加坡最好的英校。
1946年，李光耀乘上了大不列顛號客輪，前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求學。幾個禮拜後，他轉到劍橋念法律，保持著名列前茅的成績。
遠在歐洲的李光耀時刻關心著新加坡的局勢。新加坡在英總督統治下，進行著緩慢的復甦。然而，動亂不斷，新加坡當局昏庸無能，共產主義運動火花四濺，政治騷亂不時發生，甚至發生了射殺英籍樹膠園主的案件。
李光耀與結識的殖民地留學生之間，時常激烈討論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未來。劍橋求學期間，他遇到了曾經在萊佛士學院的經濟學導師吳慶瑞，兩人志同道合，有著相似的理念。後來李光耀執政新加坡，吳慶瑞也在經濟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埋頭苦學的同時，李光耀加入了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每逢周五去聽英國工黨政府部長的發言。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嚮往成熟的英國制度。我們把在英國看到的一切，拿來與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在新加坡的憲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我深切感到我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台。」
1950年，通過英國律師資格考試的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大學畢業的他在一家律所工作，親身接觸政府作為後，他更加 「怒其不爭」。
1952年，在一次代理郵電工人的罷工運動中，李光耀獲得了知名度。他聯繫了當地報紙發表社論，幫助郵電工人撰寫宣言、罷工遊行，最終吸引了公眾輿論的關注與支持。工會領袖得以與政府和談，罷工取得了勝利。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本土華人，經此運動，李光耀迅速出頭，成為新興階層的拔尖代表。
一次次接觸後，李光耀結識到工人階級的活躍分子與核心力量。1954年，在他的主張下，人民行動黨就此成立。雖然此時這個組織仍然薄弱，但早就有心從政、立志改變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李光耀意志堅定，他與同盟們四處奔走演講，角逐議員選舉，壯大黨派影響力。
1955年，新加坡的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火熱，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律師兼議員身份的李光耀從中調停。7月份，同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聯邦大選後，巫統首領東姑·拉赫曼向英國提出了「獨立」的訴求並且大獲勝利，兩年後馬來亞將獨立。
激情盎然的新加坡聯邦首席部長馬紹爾受到激勵，也試圖追求「獨立」，當時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李光耀深知這是海市蜃樓，但辯論無效。果然，全權獨立的訴求惹惱了英國。林有福接任成為了新加坡首席部長，同時提交了新的憲制大綱給英國議院，建議新加坡為「自治邦」。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同年5月，新加坡開啟了第一次大選。人民行動黨在51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43席，大獲全勝。35歲的李光耀正式執政新加坡。
6月5日，新加坡首屆政府內閣在市政廳大廈宣誓就任，十位成員有：李光耀、王永元、吳慶瑞、王邦文、杜進才、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楊玉麟、以及貝恩。
英國總督退出新加坡，英國國旗也從新加坡的土地降下。新的國徽、國歌，新的政府機構改革、城市面貌改造、公務員降薪……新一屆政府有條不紊展開著國內建設。然而，英國人的「大馬來西亞」目標從未熄滅。
起初，東姑·拉赫曼堅決反對與新加坡合併，其對國內的政敵社會主義分子十分警惕。這時，人民行動黨對外的標籤仍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標籤。其實，李光耀對此也保持警惕。他並不希望獨自獨立的新加坡走向這條道路。
在英國推動下，李光耀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合併方案，包括婆羅洲英國三屬地。經過了多次談判和重重困難，馬來亞改變意見，同意與新加坡合併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然而，政治合併終究拗不過人民意志，百姓的分裂造就了兩股相互敵視的力量。合併第二年，馬來人與華人的種族暴亂不斷，馬來種族主義盛行，馬來西亞統治者也不願意給與華人對等的政治權利。
無可奈何之下，繞開英國，李光耀與馬來西亞首相東姑· 拉赫曼達成了一份協議，新加坡的命運就此改變。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10點鐘，新加坡廣播電台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廣播員莊嚴又簡潔讀完了一份宣言---「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由、獨立與民主的國家。」緊接著另一份宣言，馬來西亞東姑·拉赫曼也宣布，新加坡不再是其一個州，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邦國。
這兩份宣言分別用馬來語、華語、英語播送一遍。此前，李光耀已經會見了各國使團，將新加坡獨立的消息通知了出去。對此，新加坡華人區如釋重負，人們放鞭炮慶賀。然而，新加坡獨立，實非李光耀所願。當天電視台的發布會上，當追述幾天前的吉隆坡會談時，李光耀心情激動，口不能言，停頓了二十分鐘才能繼續回復記者。
「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的。我們把它繼承過來，卻沒有腹地，就像心臟缺少軀體一樣。」
李光耀內心始終盤旋著一個問題：如何生存下去？
新加坡國土面積僅有685平方公里，人口僅兩百萬，放棄了抱團成長，獨立只會更難。李光耀不禁感到茫然。當時，打頭的第一個要緊事是解決就業。政府預測下一年的失業率將達到14%，情勢很糟。如果沒有妥善過渡，新生的政府極可能迎來動亂。
即將撤離的英國駐守隊伍給了新加坡一個重創。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里，英國駐守防務開支就占去了20%。英軍的撤離，還引發了新加坡國內資本外流的恐慌。然而，李光耀考察馬爾他時看到港口人員悠哉，發現新加坡本土人員是多麼依賴外來援助。當時，英國答允給這些港口工人極其大方的裁員補償。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發出警告「不能靠討飯缽過活。」
況且，長期來看，大英帝國光輝逝去，新加坡的價值也隨之消散。新加坡過去以轉口貿易和資源出口的產業完全是在英國殖民地這一角色下堆積起來，1959年以前，新加坡國民收入的75%來自轉口貿易活動。倘若離開英國，新加坡應該走哪條路？李光耀的思考是務實的：「新加坡的轉口貿易已經達到頂限，往後會進一步式微。我們想方設法，願意嘗試任何切實可行的點子，只要能製造就業機會，我們不必負債過日子就行。」
更為難得的是，充滿危機感的新加坡就有著全球化的視角：需要在全球競爭中找到一個獨特的優勢。李光耀為新加坡的未來畫下了藍圖：
「處在第三世界地區的新加坡，要成為第一世界的綠洲。」
02 開放體：頭等要事
李光耀找到了荷蘭籍經濟學家阿爾貝特·溫斯敏特，後者曾在1961年聯合國技術署的一個項目下訪問新加坡，此後二十多年他成為新加坡的經濟顧問。溫斯敏特教授認為，此時的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
雖然同是落後的第三世界，但或許因為歷史遺留因素與資源匱乏、狹小邦國的緊迫感，這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開國者們一開始就選擇了不一樣的道路。 當時，一派經濟學家將跨國公司視為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土地、勞動、原料的剝削者。發展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出售廉價的原料，又向其購買消費品。這種理論沒有引起李光耀的共鳴：「我們有實實在在的問題要解決，不能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
正相反，他們的想法是，倘若能夠吸引跨國企業的工廠，也就能吸引來資金、知識、市場和人才。因此，與60年代一批追趕者們慣行的「幼稚產業保護」政策相反，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擁抱了開放。
過去，新加坡作為貿易中轉樞紐，一部分是得益於天然的地理優勢，另一部分則是英國的「照顧」。而現在，新加坡必須要培養起本土的、能夠說服投資者投入資金的條件。
1961年成立的經濟發展局變身為一個一站式服務機構，工作內容就是吸引和服務外來投資者、企業家。
這群年輕的經濟發展局官員年輕有為，幹勁十足。然而，此時的新加坡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中默默無名的一個，「經濟發展局官員有時拜訪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有一家有興趣訪問新加坡。」與此同時，新加坡修建基礎設施，譬如完善的工業園；參與工業投資；推出財務獎勵、免稅等措施；穩固勞資關係等等。
歷經數年的摸索後，60-70年代美國的電子產業轉移浪潮選中了新加坡。1968年，德州儀器、惠普等公司決定來新加坡設廠。隨後，一批美國電子公司接踵而來。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業的外資年增長率達到了10％—20％。到1973年，新加坡經濟年平均增長達到了12.5%。
製造業讓新加坡的機器運轉起來的同時，李光耀及其內閣部長們開始瞄向了另一個目標：東南亞的金融中心。
1968年，經濟發展局局長韓瑞生向溫斯敏特尋求建議，後者給出的首要建議是解除外匯限制。新加坡當即決定放開外匯管制，允許資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動。
放下身段，放開限制，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資匯入。譬如，新加坡宣布取消非居民利息預扣稅，所有亞元存款無需遵守法定流動資產和儲備規定；外籍居民在新加坡開戶存款的利息可自由匯出；外籍居民在亞洲貨幣金融機構的存款、亞洲美元債券、新加坡政府發行的免稅公債均可免收產業稅。跨國銀行機構率先入局，在此進行中轉交易。隨後新加坡的外匯、證券等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基金管理市場等也日益壯大。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提到，80年代中期後，同區域的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新加坡實施更為優厚的稅務獎勵措施，但其實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在於專業透明的金融監管，這背後是「法治和司法獨立，穩定、稱職而清廉的政府。財政部每年都要有預算結餘，新元堅挺而穩定。」
其實，獨立後的新加坡從制度上就做好了「嚴控貨幣」的準備。
早在1965年新馬分家後，兩國準備發行各自的貨幣，李光耀同吳慶瑞就認定，新加坡放棄央行制度，保留貨幣局，貨幣局每發行1元都要有百分百的外匯儲備。時任財政部長林金山認為，「對一位喜歡在財政預算出現赤字時玩弄數字的財長來說，有個中央銀行就等於開了道方便之門，我想，我們沒理由讓新加坡的財政部長面對這樣的誘惑。」後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兼備了央行的各項職能，但是無貨幣發行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