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新加坡的成功絕對不源於什麼「儒家政治」或「威權體制」，而恰恰源於幾位開明英國紳士帶來的經濟自由思想和機制的深厚積澱。
新加坡和最大資源是
地理區位和經濟自由
文/多諾萬·喬伊
譯/禪心雲起
新加坡被恰如其分地譽為經濟成功的燈塔。它是當今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經濟自由指數趨近於頂峰。這個小國面積只相當於紐約市的2/3左右，放在世界地圖上，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不點。新加坡不經意間被人呼作「小紅點」，這個繁榮城邦口頭上的綽號如今已被它本身的民眾所認可，儘管這個稱呼最初有些貶損之義。
新加坡的例子作為有力證據，表明了經濟繁榮與高度貿易自由息息相關。
1971年，英國人為了削減自身開支，將其安全部署突然從新加坡撤走，這讓新加坡的早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獨立後的新加坡早期領導人，真切感受到了本國自然資源有多麼匱乏、空間有多麼狹窄，開始走上一條堅持以出口為主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道路。
新加坡的成就歸功於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一窺新加坡早期的歷史：這一領域在主流話語中基本遭到忽視，卻為史學家所廣泛探索。對新加坡早期發展的審視，揭示了它自由貿易根基的奠定有多麼來之不易，又有多麼深厚堅實。
那麼，應往前追溯多遠？為什麼不讓我們回顧1819年英國人頭一次踏上新加坡海岸時？
奠基始祖
首任總理李光耀是公認的新加坡之父。倘若如此，那麼新加坡的奠基始祖就應該是這三位開埠者：建立貿易定居點的史丹福德·萊佛士爵士，萊佛士離開期間暫時掌管新加坡的威廉·法奎爾，還有萊佛士任命接替法奎爾的約翰·克勞福德。
對於萊佛士來說，新加坡有著雙重意義：（1）一塊打破了當時荷蘭人對於東海海上貿易壟斷的珍貴英國殖民地，（2）終有一天會成為「東方驕傲」的希望之地。儘管新加坡尚未正式成為英國屬土，但正是萊佛士的大膽設想，為1824年克勞福德治下實現這種可能性鋪平了道路。
新加坡最大「自然資源」是其地理區位。該島位於馬六甲海峽沿岸一個完美的咽喉要道，處在把西方和東亞連接起來的最繁忙海上航線。萊佛士之所以對新加坡寄予厚望，源於他十分了解該島的獨特地理優勢。正如W.G.赫夫所說的那樣，「可以把地理當成一種自然資源，在『優勢'土地的意義上，就像礦藏一樣。新加坡（一個只有225平方英里的島嶼）的『自然資源』就是它的地理區位。」
萊佛士充分挖掘了這種「自然資源」，宣告新加坡為自由港，收取最低限度的港口費，並且禁收關稅，相較於當時大多數的鄰近港口（這些港口飽受橫徵暴斂、擅變法律和苛重關稅等多重限制），這種另類作法極富吸引力。這個貿易定居點還享有天然的深水錨地，使得深水靠泊這種難以奢望之事也成為了可能。這兩個因素使得新加坡港在當時的區域內無與倫比。
非關領土
關乎貿易
在踏足新加坡的同一年，萊佛士的意圖在他1819年6月的信中昭然若揭：「我們的目標不是領土，而是貿易；一個偉大的商業中心，一個今後可以視情況從政治上擴大影響力的支點」，並推進「財產權和人身權保護下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權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這個貧窮而不知名的漁村開始經歷它最激進的轉型。
在萊佛士離開新加坡的一年中，這些指令傳達給了法奎爾。作為新加坡第一位居民和司令官（在任期間為1819-1823年），新加坡早期港口在萊佛士這四年的謹慎管理下發展壯大。然而，法奎爾違背了萊佛士的某些指令，合法化賭場、銷售鴉片和酒精以增加收入。再加出現其他行政分歧如對奴隸貿易的寬鬆態度，最終導致兩人之間的口角，1823年法奎爾被克勞福德所取代。
和法夸爾一樣，克勞福德也享有著萊佛士強烈的自由市場信念，比萊佛士本人還要努力推動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克勞福德維持著免稅港，取消了港口費用、停泊稅和其他費用。克勞福德還和萊佛士一道，給賭場找到了一個微妙的中間立場，他們選擇對其進行管制徵稅的同時對這項活動予以許可。在他三年管理下，新加坡的貿易和收入引人注目地增加了。
在領導者和商人社區的支持下，無限制移民政策是新加坡早期經濟增長和成功的關鍵因素。結果，許多華人移民被吸引到新加坡自由而喧鬧的貿易港口。從19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末，新加坡的人口翻了四番。
自由貿易信念
新加坡奠基始祖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的經濟哲學：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是他們的信念之源。新加坡殖民地的第一批領導人都是堅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們都公然展現出經濟自由的強大信念，在前進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宣揚和實踐自由貿易的「福音」。
在新加坡的社會制度背景下，自由放任是常態，自由經濟達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史學家C.M.特恩布爾在她的巨著《現代新加坡史》中寫道：「自由貿易原則於1826年在倫敦被東印度公司管委會接受後，又得到新加坡商人的熱忱捍衛。自由貿易成為神聖的基本原則，任何對這一原則構成了威脅的冒犯，都被當成商業異端而受到強烈的反對。」
她寫道：「萊佛士身上體現出了走在時代前列的激進、理性和人文主義思想。他渴望在新加坡建立的那種社會類型，在許多方面遠遠領先於當時的英格蘭或者印度（…）他在新加坡建起了一個自由港，遵循著亞當·斯密自由放任原則，而當時的英國還仍然是個貿易保護主義國家。」
從第三世界漁村到大都市的轉型，大體上（而且恰當說）應歸功於已故的李光耀。然而，新加坡開埠始祖在這一轉變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視了。在《新加坡史》書中，史學家歐內斯特·丘和愛德溫·李同意特恩布爾的看法，並將新加坡早期的成功歸功於自由貿易和移民：
「它（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這個小島是一塊私人企業不受抑制、無羈無束的『飛地』，它向所有種族開放，沒有任何宗教或語言的資格條件。它也是一個自由港。除了1786年和1801年之間檳榔嶼的短暫插曲之外，允許貿易而不同時對其徵稅的想法，當時在東方几乎聞所未聞。西方殖民統治下的港口貿易受壟斷、苛稅和各種束縛之苦，而本地政府統治下的港口，無論大小，則被嚴重課稅，頻受各種勒索，完全聽憑統治者的喜怒無常、任性妄為。貿易有時似乎靠仰人鼻息而非受到鼓勵。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吸引了亞洲和西方的貿易商，這是它迅速取得成功的主因之一。」
如果說李光耀締造了今天仍然屹立不倒的世界一流大都會，那麼新加坡經濟基礎的第一批磚石，則是由創立自由放任體制的開埠先祖們所奠定，直到今天仍然深埋於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