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新加坡是馬六甲王國的組成部分，19世紀初淪為英國殖民地，20世紀40年代，被日本侵略軍占領。1959年自治之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併。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同年12月22日，新加坡成為共和國。因為歷史的原因，造成獨立後的新加坡社會上存在多種語言，殖民宗主國的語言加上各種當地方言，使得人們的語言習慣變得很複雜。在新加坡建國之初，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就對語言、文化和價值觀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在個人和國家的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精闢的見解。他意識到一個新興國家百廢待興，最需要的就是統一人民的語言。在這個方面，李光耀及其領導下的新加坡，擁有超過半個世紀的豐富經驗。新加坡的雙語文政策的成功，不僅對於新加坡人民來說意義重大，甚至對整個華人世界也有深遠影響。
一 新加坡複雜的多元語文和多元種族的社會背景
新加坡位於東南亞赤道以北，馬來半島南端、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的出口。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為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望。地理位置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航運之必經要道，素來享有「東方直布羅陀」之美名。由新加坡島及附近約60個小島組成，其中新加坡島占全國面積的91.6％。
新加坡公民主要以四大族群來區分：華人占了總人口的74.2%，還有馬來族（13.3%）、印度裔（9.1%）和歐亞裔/混血（3.4%）等公民。大多數的新加坡華裔的祖先源自於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閩南人，其次為潮汕人、廣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還有峇峇、娘惹等人。在殖民地時期，新加坡只有少數學生在英校就讀，他們畢業後為英國官員做事，社會大眾仍然是一個廣大的講華語和方言的華族族群。在1959年成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學校分成四種不同的語文源流：華文、英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學校，其中以華文學校人數最多，而在使用華文的華人族群中，來自中國不同省區的華人各自說著不同的方言，客家話、閩南語、粵語、潮汕話等。早期的新加坡社會一直存在著一個華語和英語並說的環境，英文和華文這兩大語文系統各有歷史悠久的學校和課本，還有報刊、電視台、戲院和圖書館等，都充分體現了華、英語並存的特色。
李光耀
因此，如何平衡英語和華語兩大語文體系在各族群中受重視的程度，如何做到既能讓人民在充分掌握英語與西方世界順暢溝通的同時，又能以母語教育維持和傳承民族的傳統和文化，成為擺在新加坡政府和李光耀面前的一道難題，並且沒有其他國家可以作為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榜樣，一切都靠新加坡政府及人民自己創新發展。
二 出生、經歷造就了李光耀的語文觀
1923年，作為南洋華人移民的第四代，李光耀出生於新加坡。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廣東客家人，19世紀便乘船過番到了南洋。他的祖父李雲龍出生於新加坡，在一艘輪船上當事務長，經常航海到爪哇與附加的島嶼，因此邂逅並迎娶了住在爪哇三寶壟的祖母，李光耀的父親就出生在爪哇三寶壟。因為船長是英國人的緣故，他的祖父深信英語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語言，他跟自己的子孫們用英語交談，而他的祖母則說爪哇話和馬來語，也會說點蹩腳的英語。他的外祖父是加東地區土生土長的華人，不會說華語，只會說英語和馬來語，外祖母則是來自婆羅洲一帶的客家人，她說客家話、爪哇話和馬來語。李光耀的父母都來自富裕的中產階層，他們彼此以英語交談，而家裡的傭人來自印尼，說的是爪哇話，李光耀從小跟父母和祖父說英語，和傭人說馬來語和爪哇話，跟外祖母說客家話、爪哇話和馬來語，也因此，李光耀從小就面對多語糾纏的日子，從中學一年級開始，李光耀一心想要學好英文，因為他在13歲時已經立志要當一名律師，而專修法律，非有很強的英文基礎不行，殖民地時代，新加坡的法官都是英國人，如果英語不好，將來如何跟他們打交道呢？
李光耀第一次真正面對外語不通的障礙，是在1942年的2月，當時日本占領了新加坡，李光耀因為不懂日軍說的話，也看不懂牆上張貼的通告，挨了日軍一記耳光。那個時候，新加坡所有的公告都是夾雜著漢字的日文發布，在新的統治者手下，英文知識已經沒有價值，而李光耀對日軍既害怕又憎惡，他不願學日文，轉而自修華文，他認為華文總比日文好，華文至少是他自己的語文。
1946年10月，李光耀登上了一艘滿載著英軍的客輪，來到英國，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學習，後來又轉到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法學院，等到他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於1950年8月返回新加坡時，他發現自己居然忘了怎麼說馬來話，又花了幾個月時間重新拾回說馬來語的能力，這是他第一次有了「語言能力會流失」的體會。任何語言，一旦不用就會流失，需要提示或複習才能把它找回來。在倫敦求學期間，李光耀還經常參加一個名叫「中國協會」的活動，這個協會是英國人用庚子賠款資助的，支持來自全世界的華人的活動。在這裡，李光耀遇見華族文化失落程度最大的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華人，他意識到自己不能跟他們一樣，如果不會講華語、不懂華文，會產生很嚴重的失落感。這種體驗，也成為影響他後來努力不懈學習華語，以及為新加坡人積極推動雙語教育的動力。
從英國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成為一名見習律師。當時他所在的律師館的負責人黎覺是英國人，娶了一名新加坡華族女子。他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這個黨的領導人多數是30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有很深的認同，認為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們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批評起殖民地官員時，卻又洋洋得意，他們被形容為「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
從語文問題上，李光耀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通過英文報刊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但他們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數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絕大多數人民只說華語或者方言，他們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李光耀決定要做些事，希望能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他首先做了一項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決定，在申請進入新加坡律師公會時，把自己的名字從英文的Lee Kuan Yew ·Harry改為Lee Kuan Yew。從此，這個名字成為他在公開場合的名字，也成為他的政治主張。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不懂得要把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團結成一個國家的困難」情況下，成立了人民行動黨。他們誓言「建立一個使用多種語言，有同步傳譯設備的立法機構」。1955年4月，在參加立法會選舉時，李光耀及他的人民行動黨已經提出「實施強制免費教育至16歲為止，並施行廣泛高等教育助學金，各種族應有發展其語言及文化之機會，國家對各種學習應予以平等待遇及資助」的教育理想。
三 雙語政策從艱難起步到助推政治經濟成功
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前，新加坡多元種族的人民各自孤立，不相往來。自治後，身為政府總理，李光耀及他領導的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拆除各種族之間的藩籬，在學校教育上，給予英、華、馬來族和印度族群四種平等教育的待遇。為達到教育平等的目的，新加坡政府從掃盲工作開始，廣建學校，普及教育。既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那麼四種不同語言的教育課程就必須統一，只有這樣，才能以一種共同的國家觀念和衡量事務的共同標準來教導新一代。以此為出發點，政府設立了新加坡考試局，逐步統一中小學的考試；著手改革華文中學的學制，把三三制改四二制，使華校生與英校生有同等待遇；實行混合制學校計劃，在這項計劃下，一座校舍供不同語文源流的學校共同使用，讓不同種族的學生，使用同一校舍，增進溝通機會。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作為一個周圍都是馬來人的多元種族新興國家，李光耀及他領導的政府清醒地意識到，新加坡絕不能選擇華語作為共同語，否則國家一定會亂，在國際上也無法生存。同時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加強英語學習，才能讓人民吃飽穿暖，過上好日子。因此，新加坡政府出於經濟的考慮，制定以英語為謀生工具，通過母語保留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雙語政策。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右）與李光耀親切握手
到了1978年，作為新加坡教育史上最有特色的特選中學應運而生。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從1979年起，在「特別輔助計劃」下的9所優秀傳統華校開辦英文華文都為第一語文的特別教育。在這項計劃下，教育部對九校的「特別輔助」包括給予較優良的學校設施、給予較優秀和更有經驗的教師、容許一班學生人數較少。開辦特選中學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九校的英文教學水準，使學生精通英文、華文兩種語文，以後就有更好的深造和就業機會。獲選成為特選中學的九所學校，在早年創辦時都有飽讀詩書，接受過中國或者西洋優秀高等教育的教育家掌校，他們都具備令人欽佩的人格素養，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例如南洋女中，是由孫中山在1910年倡導，1917年由孫中山的本地同仁陳楚楠發起創辦的女校，從1927年起到1966年，南洋女中由偉大的教育家劉韻仙執掌長達40年。劉韻仙畢業於燕京大學，曾擔任過古巴《民生報》記者和編輯，也曾遊歷過歐洲，她在南洋開辦了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全面教育。而陳嘉庚創辦的華僑中學，是新加坡第一所華文中學。到了上世紀80年代，李光耀開始意識到中華歷史也是新加坡華人的一部分，華人的傳統價值觀，可以使得新加坡不會因為推行英語教育而變成一個西方社會。並且重視以崇高品德作為個人行為準則的儒家思想，適用於急速發展中的新加坡。從那時起，新加坡教育部開始增設特選小學，從小灌輸傳統價值觀，在一些初級院校推出「華文語文特選課程」，讓有語文才華的學生修讀更高水平的華文，給新加坡的頂尖高材生接受更好的中華文化薰陶。
新加坡雙語政策實施了幾十年，其內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直隨著不同的歷史階段進行調整，對語文角色的選擇、兩種語文的定位以及各自承擔的教育功能和社會目標，也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而進行調整。而語言政策是一個無休止的旅程，在未來，新加坡的雙語政策還會繼續與時俱進，尤其是現在面臨的是一個不斷變化中的世界，中國的崛起帶來的環境改變，都需要新加坡政府對雙語政策進行不斷的調整，跟其他地方那些需要與中國交往的國家、地區相比，語言更能夠成為新加坡未來成功的有利因素。
文章來源：《文史天地》第265期
【貴州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姚勝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