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糅在一起
「限制居住比例將防止種族『重組』。」
新加坡牛車水地區一直是新加坡華人聚居區，如今成為了特色景點和購物中心，吸引了各國遊客。圖/毛淑傑
新加坡是一個移民國家。華人占比約七成，馬來人、印度人次之。
據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資料，英屬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族群集中在不同地區。比如市中心為華人區，甘榜格南和芽籠士乃為馬來人區，實龍崗和三巴旺為印度人區等。
這樣種族隔離政策，固然方便了殖民者的管理，卻埋下了種族隔閡的隱患。
1964年7月-9月，新加坡連續發生了兩起大規模種族騷亂。其中，發生在1964年7月21日的宗教遊行衝突事件，馬來人和華人群體在全島範圍內發生械鬥，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傷。
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建屋局推出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規定不同種族群體在組屋中的占比，比如同一社區中，馬來人約兩成、華人約七成、印度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約一成。後來，這個比例也隨著社會人口結構改變而做出響應調整。
「從長遠來看，限制居住地的種族比例將防止種族『重組』。」時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S.丹那巴南在介紹這一政策時警告稱，無法想像新加坡退回到獨立前那個時代。
新加坡組屋大都設置了公共空間，比如咖啡店、健身角和社區中心。在這裡，常見到不同種族居民交流、玩耍。
趙秀玲觀察，大部分新加坡組屋的一層都是架空的，這會帶來諸多便利。一個是避免帶來空間分割，方便人員便捷穿行，減少城市擁擠。另一方面，這也創造了社區的公共空間。「我們常常在組屋中看到，馬來人會在架空層申請辦婚禮，而華人會在這裡辦葬禮等。這是帶有新加坡特色的空間利用方式。」她說。
新加坡南洋學會會長許振義是新加坡第三代華人移民。他的祖父最早從中國福建來到新加坡，隨後開枝散葉。
「對我來說，組屋已經貫穿了我們家族至少三代人的記憶，是一段很有公共性的家族體驗。」許振義的父母經歷過新加坡獨立之初的艱難時刻，是早期新加坡組屋的見證者。而他本人也在組屋出生，並在其中生活了三十餘年。
在許振義看來，組屋在多個方面促進了新加坡社會的融合。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不僅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族群聚居區明確區分，甚至在華人聚居區內部也有細緻劃分，比如海南村、潮州村、南安村、晉江村等。人們主要在本身社群內生活、娛樂、工作，包括婚娶。而入住組屋後，相當於把不同族群「人為地揉在一起」，強行打破了原有的聚居區，促進了不同族群的融合。
隨著時代發展，組屋建設從市中心擴展到了郊區。許振義觀察發現，新加坡政府重視不同類型組屋的布局和搭配，比如在新區組屋建設中保留小戶型，在老市區拆掉舊屋、增加大戶型等，從而符合不斷變化的住房需求。
組屋雖定位是公共房屋，但其地段並不偏僻，周邊也常常出現私人洋房、別墅、公寓等。再加上，新加坡市政建設是去中心化的，組屋周邊也有較為完善的商業、學校、醫院等配套設施，利於居民生活。
「新加坡組屋和其他建築是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很少有專門的富人區或者貧民區，另一方面也沒有明顯的老城區和新城區。新與舊、貧與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說，組屋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種族、階層、貧富的融合。」許振義說。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曾擔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局長、市區重建局局長。他重視整體規劃，希望每個區域都能發揮綜合性效能。
他在多個場合說過，「西餐式」規劃提倡功能分區，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而「我的做法是炒飯，馬鈴薯、菜和肉都切小，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飯」。這樣的融合式規劃理念在組屋中也有體現。
2018年9月4日，新加坡時任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在建屋發展局高峰論壇上表示，新加坡人在組屋附近的小販中心吃飯，購物中心購物，孩子們一起玩耍和成長，由此培養了一種社區感和歸屬感。
「組屋生活是新加坡民族認同和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說。
組屋制度運轉六十餘年
「關鍵在於政策設計的嚴密性和靈活性。」
除中國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建國之初，新加坡政府倡導「東西結合」，既要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文化，也要保持東方傳統文化的精華。
1985年，新加坡中學推行的道德教育課中，也包括忠勇、孝友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李光耀本人也在公開場合倡導儒家理念，比如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孝道不被重視，生存體系會變得薄弱，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變得粗野」。
組屋制度施行之初，新加坡政府要求組屋申請以家庭為單位，未婚男女青年不能購買住房。而且，已婚子女如果與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的，成為多代同堂的家庭，或在鄰近地段購買住房，他們的申請有優先選擇權，房價也給予折扣。
76歲的李祖民經歷過那個年代。1971年，23歲的李祖民大學畢業。身邊不少同學為了能儘快擁有房屋，情侶們爭相提前登記結婚。
彼時組屋定價較低，李祖民申請到的第一套組屋約100平方米，全款大約4萬元新幣。李祖民說，當時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只要畢業後能找到工作，幾乎都能買得起組屋，「普通的組屋一間大約幾千塊新幣」。
在新加坡建屋局官網，可以查閱到組屋購買者的詳細條件，除了國籍外，還包括年齡、家庭狀況、收入上限、既有房產等。時過境遷，組屋制度也隨之改變。
如今，新加坡組屋價格也隨著地產熱潮攀升，在二手組屋市場上，多次出現百萬新幣的「天價」組屋。而藉助建屋局於2024年推出了新政策，單身公民也可以享受公共住房福利，「家庭」不再是必選項。
許麟濟認為，新加坡組屋制度能夠順利運轉六十餘年，其關鍵就在於政策設計的嚴密性和靈活性。
首先，公共住房政策最初是為了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因此設有嚴格的收入限制。早期規定，只有家庭月收入不超過2000新幣的居民才有資格購買政府組屋，超過這一標準一般能夠自行解決住房需求。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和工資水平的提高，目前申請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已提高至約1萬新幣。
此外，新加坡還規定，每個公民一生中最多只能購買兩套新的組屋。且一個人不能同時擁有兩套組屋。此外，如果申請人已經擁有私人住宅，則不允許購買政府組屋等。
「通過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夠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資源，確保組屋能夠真正服務於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資源被不必要占用。」許麟濟說。
十多年後，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已有了更好的住房選擇。
如今，李祖民已從組屋中搬出多年，而他的孩子一代屬於中高收入階層，並不符合組屋申請標準，轉而選擇生活在安保性更好的私營住宅、別墅等。
據新加坡統計局2024年7月數據，2023年新加坡77%的常住人口居住在建屋發展局 (HDB) 下屬的公共住房中。相較於十年前的82%，這一比例在不斷下降。
（李祖民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毛淑傑
責編 姚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