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為了儘快結束戰爭，促使清政府在戰爭的壓力面前投降，英國從印度和本土調遣了大量海陸軍力量前往遙遠的中國增援戰場。
由於路途遙遠，這些軍隊在到達中國戰場之前必須在新加坡進行修整和補充給養，而此時的新加坡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其主要社群結構中，華人群體占到70%以上，用當時英國遠征軍指揮官的話講，「一旦當地華人與他們的母國產生共鳴，遠征軍將不能按時抵達戰場」。
但事實卻出乎了這位遠征軍指揮官的意料，即使當地的華人社團具有半武裝的色彩，英國殖民當局僅僅有極為薄弱的治安力量，他們在任何時候也沒有發起過旨在威脅殖民地政府的運動，即使在英軍停歇新加坡期間，他們不但沒有對其發動襲擾，相反還發表致辭，稱他們忠於英國，對能夠在海峽殖民地享受到種種益處表示感激，這又是為何呢？
當地華人主要結構來源
華人自1819年新加坡開埠之初時，便已經來到了新加坡，最初的華人主要是違反清朝禁令前往新加坡從事轉口商務貿易的商人，極少部分墮落為海盜。
這些商人在下海之初，便已經成為了清朝當局的通緝要犯，因此他們對於清朝並無多少好感，但由於他們是最早一批來到新加坡的華人，他們計劃抓住一切有利因素，在後面的數十年中成為了與英國殖民當局能夠進行有效合作的太平紳士，他們是屬於當地華人的上層階級。
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為了躲避國內的饑荒和戰亂，成千上萬的沿海年輕人冒著殺頭的風險，違反清朝禁令，選擇下海向海外求生存，這一時期迎來了清朝開放通商口岸後的第一次向外移民的高潮，按照新加坡的歷史資料統計，僅在1853-1854年間，就有近2萬名抵達新加坡，他們大多數來自起源於兩廣地區的戰爭叛亂者和難民。
對於他們而言，生存的第一需要高過很多其他需求，這些後來者在新加坡主要以苦力勞工為生，除了對家人的思戀，他們對於清廷和官府幾乎沒有感情。
因此，從當地華人的結構來看，無論是上層階級的太平紳士還是下層階級的苦力勞工，一方面他們本來在清廷的律法體系中屬於罪大惡極的有罪群體，另一方面他們自身對於清廷就無任何感情，因此很難形成自發的對經停英軍的干擾行動。
當地社團結構
早在新加坡開埠以前，華人已經領先英國人在新加坡及其周圍的島嶼建立了社團組織，這些最早的社團組織大多從明末清初時逃到這些地方，在後來他們和活躍於內地的反清組織天地會長期保持著聯絡，並逐漸在當地建立了分會，這些分會建立和存在的目的仍然是以推翻清廷統治為目的。
1823年時客家人在新加坡建立了客家會館，1830年潮州人在新加坡建立了後來在香港臭名昭著的義安公司，1839年閩南人開始在新加坡建立了福建會館。
這些會館既具備商會性質又具備幫會性質，雖然他們在爭奪商貿利益、勞工歸屬等方面存在很大利益糾紛，甚至為此發生了大量的流血衝突，但是他們卻基本共同擁有著推翻清朝統治的目標，而因為這個目標，實力雄厚的華人社團從未在新加坡發起過針對薄弱的殖民地政府的運動。
根據統計，天地會（後稱三合會）在新加坡的分會，在1840年時，其半武裝會眾的會員已經達到了近6000名，而隨著會眾和財力的增加，其針對清政府的政治顛覆性目標也越來越清晰和迫切。
1853年發生於福建的小刀會起義，起義者曾經一度控制了廈門，而根據後面披露的資料顯示，這次起義的資金和策劃人均來自新加坡的福建會館，起義被鎮壓後，大多數參加者也逃亡到了新加坡。
因此在1857年，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伯爵率領英國遠征軍取道新加坡參加英國對華作戰時，其預想的可能會遭到當地華人襲擊而延誤戰機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這正是因為當地華人社團雖然與母國保持著極強的聯繫，但是他們並不能與清廷產生共鳴，相反他們雖然將在國內的糾紛帶到了新加坡，同時他們也將反清復明的共同政治任務帶到了新加坡，而他們對當地殖民政府幾乎沒有任何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