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8日早上，人民行動黨黨員到全國職工總會中心參加幹部大會。（聯合早報）
作者 許耀泉
「干部」這個詞彙最近在新加坡的媒體報道中出現得相當頻繁，主要是因為新加坡反對黨工人黨前幹部納登（Yudhishthra Nathan）在反對黨領袖畢丹星涉嫌作偽證案的審訊中出庭供證。
大家在來臨的11月，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幹部大會的相關報道中，又會再看到它。
新加坡的主要政黨有一定比例的黨員屬於幹部，但個別幹部的身份有時相當隱秘，兩名幹部就算見面，也未必知道對方是幹部。
這個聽起來有些神秘的制度，卻獲新加坡四大政黨——人民行動黨、工人黨、新加坡前進黨和新加坡民主黨採用。紅螞蟻從媒體報道中，試圖拼湊出幹部制度如何運作。
誰能成為幹部？
簡單地說，新加坡政黨的幹部制度是一種分級制度，獲選為幹部的黨員與一般黨員不同，有權投票選出領導該政黨的中央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簡稱中委），也有權競選加入中委。
根據人民行動黨章程，忠誠於該黨的原則和目標、並做出貢獻的黨員，以及中委視為適合及恰當的黨員，都有資格受委為幹部，隨後獲得多數中委投票支持即可。
接受媒體訪問的行動黨幹部透露，黨員一般需要五年的時間，才能成為幹部，人選一般由黨支部主席和秘書提名。
位於芽籠路一座商業大樓的工人黨總部。（聯合早報）
工人黨幹部同樣由中委選出，任何黨員若被中委視為「適合及恰當的人選」，並獲得多數中委支持，便能受委為幹部。
前工人黨非選區議員吳佩松接受媒體訪問時引述自己的經驗稱，工人黨黨員成為幹部的時間不一，因為關鍵因素是該黨員的貢獻以及中委對其的信任。
「我想，工人黨中委認為我在2011年全國大選以及其後的兩年里做出顯著貢獻。我在2013年初當選中委，但當時沒有具體交代我獲選的原因。」
在畢丹星案中供證的納登則是在2013年成為工人黨義工，後來在2016年初成為黨員，並在同年年中受委幹部。
新加坡民主黨發言人則告訴《亞洲新聞台》，其黨中委會配合兩年一度的黨大會委任一批幹部，「人數一般不多，且經過仔細甄選」。發言人也說，該黨的幹部「通常是長期會員，對黨做出了足夠顯著的貢獻」，並必須獲得多數中委委員批准。
新加坡前進黨章程寫道，個別黨員若獲得多數中委委員投票支持，即可受委幹部。
新加坡前進黨中委於2023年3月的合照。（取自新加坡前進黨網站）
幹部可能「相見不相識」？
幹部的確切人數跟他們的具體身份一樣，一般上不公開。
受訪的人民行動黨幹部告訴媒體：
「幹部名單是秘密的，只有少數人知道。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幹部代表了政黨的核心圈子。一些黨員甚至可能不知道另一名黨員其實是幹部。」
據媒體報道，人民行動黨上一屆在2022年11月舉行的中委改選中，有「數以千計」的幹部參與投票，同時舉行的黨大會則有三千名黨員出席。
工人黨黨員則向媒體透露，工人黨大約有100名幹部，吳佩松也估計工人黨黨員有三分之一屬於幹部。
新加坡民主黨發言人也說，該黨目前有大約50名幹部，占黨員總數約15%。
新加坡民主黨2024-26年中委合照。（取自新加坡民主黨臉書）
給為避免政黨發生惡意奪權的制度
中委委任幹部，再由幹部投選中委，這個機制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黨內出現惡意奪權的情況。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加運接受《亞洲新聞台》訪問時解釋道：
「政黨委任黨員為幹部，並授予他投票權，就意味著對這名黨員抱有期望，那就是比一般黨員更忠誠、不輕易變節、能按照黨領導層的指示行事。
這在短期內能幫助政黨在選舉遭遇挫折後更快恢復，長遠來說則能確保政黨可以生存下去。」
建國總理李光耀則在回憶錄中說，自己於1958年在羅馬目睹庇護十二世出遊的盛大場面，從中獲得靈感，回國後建議人民行動黨參照教廷的樞機團制度，做好把關的工作。
他在回憶錄中指出： 「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挑選出來的幹部，有權推舉候選人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如教宗委任的紅衣主教，有權推選另外一位教宗一樣。這就杜絕了外人進來的門路；也由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控制黨的核心，今後外人不可能奪取黨的領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