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算真正的新加坡人

2021年07月28日 • 2萬次閱讀

摘要：近年來，新加坡開始出現關於新移民是否具有「真正新加坡人」身份的討論。不少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成名後，本地網民經常對其出生及國籍背景進行審查，以確認其是否出生便是新加坡公民，是否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及服役，還是取得一定成就後才移居的新公民。這一趨勢與國際上的民粹主義思潮不謀而合，背後除了有新加坡自身獨特的建國曆程，種族構造等歷史文化因素，也有移民政策和就業問題等經濟因素。新加坡作為一個低生育率的小國，其經濟競爭力離不開不斷引入移民，如何解決本地公民對新移民的不信任，並在維持自身獨特身份的前提下與後者的歷史、文化實現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結束後的重要課題。

2021年5月2日，位元組跳動財務長新加坡國民周受資（Chew Shou Zi）上任僅一個月後，又被任命為抖音海外版Tiktok的執行長，在新加坡國內引起了較大反響。不過，由於其名字含有中國大陸式漢語拼音、曾任小米等中國公司高管，且此前常駐北京，不少討論將聚焦點放在他是否「真正的新加坡人」身上，即究竟是生於斯長於斯，且服義務兵役的新加坡本地公民，還是原籍外國，在服兵役年限過後才歸化的「新移民」。最後，一些曾與周同就讀於新加坡華僑中學的同學及服兵役時的同袍開始分享他讀書或服役的一些故事，才佐證了他的「真正新加坡人」身份，逐漸消解了此類討論。

新加坡常住人口中，沒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約占新加坡569萬人口的30％，而持居留權及公民中也有大量原籍並非新加坡。近年來，這一類新加坡新移民的地位日益突出：新加坡富豪榜前五位當中就有三位屬新移民，即原籍中國的海底撈創始人張勇夫婦及深圳公司邁瑞醫療（Mindray Bio-Medical Electronics）董事長李西廷，和原籍巴西的臉書聯合創始人薩維林（Eduardo Saverin）。但是這也使得一些本地新加坡人對本土身份愈發敏感，開始對取得較高成就的公民的「新加坡人」的身份刨根問底。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對象是本地主義(nativism)，雖然有時會表現為種族主義（如近期印度爆發新一輪新冠疫情後，曾有華裔新加坡人將因跑步而無需戴口罩的印裔新加坡人誤認為印度人，而對其進行襲擊），但主要是指針對出生地國籍而非族群。此前就有過印裔新加坡人與公園內散步的印度人發生爭執時，攻擊對方是印度人而無需服兵役，並炫耀自己所屬的軍團番號的案例；而筆者也曾經有過因口罩佩戴不規範而被當地華人指正時，對方以華語強調「這裡是新加坡」的經歷。不過，即便是一些確實是本地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難逃網民審查：除周受資外，如淡馬錫控股下任董事長狄瀾（Dilhan Pillay Sandrasegara），和代表新加坡獲得奧運金牌的約瑟·斯庫林（Joseph Schooling）等人，在功成名就後也難逃網民的「真正新加坡人」審查。

誠然，愛國的新加坡公民有理由為服義務兵役感到自豪，並對其國家的法治精神和多元文化共生等特質感到驕傲，同時他們期望甚至指正新移民或外來居民遵守新加坡價值觀也無可厚非。同時，土生土長的新加坡本地公民希望能夠確認本國成功人士的生活軌跡及教育背景與他們相同，從而可以視作榜樣加以效仿的心情也不難理解。但是，正如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所批判的，近期一些有關國籍的討論開始愈發接近在世界各國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邏輯。此類有關「真正新加坡人」的討論往往將土生土長，服過兵役的新加坡公民視為最優越的一等公民，而新移民、永久居民及外國人若有任何不當行為（如因不滿印裔鄰居烹制咖喱而投訴至組屋委員會的大陸新移民、或因不願付停車費而辱罵保安的印度新移民），甚至無傷大雅而僅僅是與本地公民不同的舉止，就會被歸因於其「非新加坡」背景，並質疑新加坡政府為何「竟容許這種人取得永久居民/公民身份」。發生本地居民與新移民或外籍人士的不友好事件時，網絡評論也往往將支持本地公民視作理所當然，而支持新移民、永久居民或外國人的評論則接近被視作背叛。而在新移民取得成就時，其無需服義務兵役的「原罪」也經常被列出來，並因而被認為較本地公民享有不公平的優勢。

新加坡公民宣誓儀式

歷史上及近年來各國的政治變動已經昭示，這種按照出身地劃分、非黑即白的本地主義思潮並非新加坡所獨有。在評論新加坡人對於本地主義的痴迷時，新躍社科大學的Chan-Hoong Leong副教授就指，「人類更傾向於使用簡化的、二元的稜鏡來理解世界，尤其是在面臨問題的時候。人類就像被自身的文化基因所編碼了一樣，給人和事物劃分好壞與對錯，而這種建構出來的二分法給予我們一種幻覺出來的控制感。」同時他也指出，這種對新加坡人身份的執念以至於焦慮也與「新移民缺乏同化以及社會融合」有關。

不過，新加坡的本地主義也有其獨特的淵源。作為一個新近成立的多族群、多語言的國家，新加坡的身份認同無法建構於共同宗教、歷史、語言等常見的「想像共同體」材料之上，而是主要來源於對本國國土、法律及生活方式的效忠，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就是男性義務兵役。新加坡國家認同根基較新，國土面積較小，處於各方勢力的交叉點，面對外來干涉相對脆弱，因此對本國國家安全和公民身份更加敏感。同時，新加坡又是移民國家，三大族群華人、馬來人及印度人各有其文化意義上的母國，且對文化母國的民族主義在中老年新加坡人口中仍具有一定影響。因此新加坡人，尤其是更年輕一代的本地主義，往往也建立在與這些實際上具有文化親緣關係的「他者」的區分以至於排斥之上，即我們並非文化母國的公民，而是新加坡公民，因此積極擁抱西方文化及使用英語。自上世紀中葉以來，三大族群起源國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路徑與新加坡迥異，且其國民所接受的教育和歷史記憶，價值觀，常用語言（七成新加坡華族家庭即使在家中都使用英語，更為年輕、社會階層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當中英語更是占絕對優勢），以及口音，著裝，舉止均與新加坡本地公民有所區別，因此與本地公民造成的文化衝突不可小覷。而由於土生土長的男性公民必須服兩年義務兵役，缺少這一關鍵經歷及最重要的國民教育的外國人，即便日後獲得了永居身份或國籍，也會受到質疑。

最後，鑒於國家生育率連年下降，新加坡政府自2013年後曾一度積極吸納移民，永居身份獲取及歸化政策也有所放鬆，而這也導致了一些本地公民的不滿。對外來務工人員的開放一方面使得新加坡可以以低廉成本僱傭建築工人等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優質人才以提升其國家競爭力，對新加坡的經濟不可或缺，因此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力陳引進外國人才對招商引資以至於創造本地就業的重要性。但是，不少本地公民質疑政府的移民政策導致就業競爭日益激烈：外國員工由於無需每年服固定的義務預備兵役，不需僱主支付社保費用，且願意為獲取簽證和居民身份而接受比本地公民更低的薪酬，因此反而具有一定優勢；同時，新的外資企業中，高薪職位也往往由非本地公民出任。隨著新冠疫情爆發，新加坡失業率上漲至4%，本地公民對於政府鼓勵外國人來新加坡就業，或是贊助非本國留學生前來接受教育後移居的不滿更加明顯，而對於移民政策的質疑也是人民行動黨在去年大選中得票率驟降8.63%的原因之一。因此，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9月的國會致辭中強調將保證本地公民就業 ——其結果就是在新加坡2020年1月至9月新增的失業人口中，有九成為外國公民，而網上關於外國人才搶飯碗的討論也甚囂塵上。

這一有關「真正新加坡人」的討論是新加坡人對於自身國民身份認同危機的一個縮影：一方面既要鼓勵外來人才移入以維繫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不少本地公民又對新移民與本土居民在文化上和生活經歷上的不同耿耿於懷，尤其是在兵役造成的所謂機會不平等問題上。而這又因為大部分移民其實與本地公民屬於同一族群而變得尤為敏感：本地公民一方面希望保持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同族群移民的獨特性，同時面對新加坡國內其他族群時又具有族群上的獨特性；而其他地區的同族群移民前來新加坡，又會因為這種差異產生的心理落差而更加抱團，間接影響了其同化效率。

在年輕人壓倒性地以英語作為第一語言，對文化母國淡漠，新加坡也試圖讓本地公民，尤其是華族公民更加全面地了解新加坡華人此前的身份認同困境。在2019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一方面回顧了去殖民化以前各族裔新加坡人積極資助母國民族主義革命及反殖民運動，在抗日戰爭與母國同仇敵愾的歷史，強調不能忘記「先輩為自己的祖國所做出的奉獻與犧牲，是一種高貴的情操，也是值得我們珍惜的精神遺產」。另一方面又援引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的講話，強調新加坡華人在獨立後選擇了留在新加坡，需效忠入籍的國家，「和其他種族一起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和獨立的國家」。同時，他也告誡新加坡人需對新移民具有耐心：「儘管大家與各自的祖國有密切的聯繫，本地的馬來人、印度人和歐亞裔最終也和華人一樣，選擇在這裡落地生根。從「落葉歸根」變成「落地生根」，逐漸對新加坡產生認同。同樣的，今天的新移民也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完全融入本地社會，認同與效忠新加坡。」

當然，如何看待與本地居民的文化母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待來自這些國家的外來移民，對新加坡而言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微妙的問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導致該國就業環境惡化，社會矛盾激化，該國又需在中美對峙中找到可維繫獨立的平衡點的大背景下。新加坡作為一個低生育率的小國，其經濟競爭力離不開不斷引入移民，如何解決本地公民對新移民的不信任，並在維持自身獨特身份的前提下與後者的歷史、文化實現和解共生，是新冠疫情結束後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