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以國務資政身份出席《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系列叢書發布會時，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法治本身不是終點，而是一場需要不斷投入的「接力賽」。
7月28日，在濱海灣花園舉行的新書推介儀式上，李資政指出，我國法律制度並非一開始就完整成形，而是在自治與獨立後不斷演進與強化，逐步形成今天國人所依賴的一整套制度與保障。但今天的挑戰已與建國初期截然不同——科技迅速發展、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社會規範轉變，公眾對治理與權利的期望更高，同時也出現更多實體與數碼領域的新威脅。
「我們從不把法律改革視為一次過的工作，而是持續推進的過程。每一代人都必須檢視所繼承的制度，判斷哪些仍然適用，更新或廢除不合時宜的部分，並針對新情況制定並執行新法律。」
法律必須回應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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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資政在主旨演講中提出，一個好的法律體系應當滿足四個層面的需求：
第一，回應國家的長期核心需求。在多元種族宗教的社會，和諧共處並非理所當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種族暴動留下深刻教訓，促使政府通過政策與法律鞏固社會凝聚力。獨立後設立的少數權利總統理事會負責審查國會法案，確保不損害少數群體權益；1990年制定的《維持宗教和諧法令》通過預防機制在矛盾升級前加以遏制；國會去年也通過《維持種族和諧法令》，整合併強化政府應對種族問題的能力。
這類法律的意義不只在於懲處，更在於塑造社會規範。《維持宗教和諧法令》實施至今從未發出限制令，並非因為沒必要，而是因為法律本身的存在，促使宗教團體保持克制、加強對話，為言行負起責任。
第二，應對新興挑戰。邁入數碼領域，科技發展帶來機遇，也衍生虛假信息、網絡騷擾及外來干預等新威脅。2019年實施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允許政府針對影響公共利益的虛假陳述迅速作出更正；2021年通過的《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令》（FICA）用於偵測並遏阻外來勢力左右我國政治。去年通過的《網際網路安全（援助與問責）法令》，以及剛在上月投入運作的網際網路安全委員會，為網絡傷害受害者提供更及時的支援與保障。
第三，在危機中迅速響應。立法一般需經過充分研究、諮詢與辯論。但面對突發危機時，政府在堅持法治原則的前提下也須能及時快速地應對。尚穆根資政在推介儀式上透露，第一項冠病疫情相關法案在九天內便完成構思和起草，當時是「全球無先例的創新立法」。該法令在疫情期間八度修訂，超過1000億新元的合同受到該法律框架影響，為數以萬計的商業租戶、因疫情婚禮被迫延期的新人提供了及時救濟。
第四，回應社會規範的變化。李資政以2022年廢除《刑事法典》第377A節條文為例指出，政府在決策前廣泛諮詢不同群體，在正視社會態度變化的同時，兼顧對婚姻與家庭觀念的重視。最終，政府在廢除377A的同時修憲，賦予國會界定婚姻制度的權力。
這體現了新加坡法律改革的特點——避免「贏家通吃」，須在不同觀點之間求取平衡，以維繫社會凝聚力與共同空間。李資政說：「我們不把異議當作需要壓制的對象，而是建設性地處理它。我們不把分裂性議題放任成持久的社會裂痕，而是努力守護新加坡人即使持有不同信念，仍能和諧共處、相互尊重的共同空間。」
法治不僅靠法律，更靠制度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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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資政同時強調，良好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足以確保法治有效運作。「法治不會因為法律條文寫入法令或憲法而自然實現，而是必須落實為一個能夠執行規則、維持秩序，並支持經濟運作的完整體系。」
為此，我國必須具備強大且具公信力的制度——獨立、公正且高效的法院體系；依法行事、執法一致的政府機構；以及能夠就重大議題進行充分公開辯論，並通過民主程序作出決策的國會。
不過，他更進一步指出：法治最終取決於社會本身。要讓法律與制度有效運作，公民、企業、政府機構與社會組織都必須秉持信任、責任、克制與相互尊重的價值觀，並認同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分歧，同時在權利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正是健全法律、強大制度與社會信任三者結合，才使我國法治體系得以良好運作。但他提醒，法治並非一勞永逸，而是一項持續推進的工程。
憲法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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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資政也指出，我國憲法不應隨意更動，但也不能一成不變，而應如其他法律一樣，隨著社會發展適時修訂，為治理、問責及基本權利的保障提供有效基礎。
我國過去有過幾次重要的修憲舉措，包括設立集選區制度、推行民選總統制度，以及確保國會中有少數族群代表等。「通過持續修訂法律，包括修憲，回應不斷變化的需要，我們得以維持一套與時俱進、具備應變能力的法律體系。」
從「繼承」到「再造」：法治是留給下一代的活系統
新加坡建國以來，從李光耀時代奠定的「白衣」廉潔原則，到如今面對AI、網絡傷害、氣候變化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全新地形，法治始終是這個島國的立國之本。
但李資政的演講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邏輯：法律的存在，不是為了固化過去，而是為了給未來留下調整的空間。
新一代將面對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工智慧帶來的問責與責任問題、數碼科技對既有法律概念的衝擊、網絡危害與虛假信息、氣候變化及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治理難題。這些問題往往沒有簡單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須強化所繼承的法律體系，根據新的現實加以調整，並將一個更新、更完善的制度，傳承給下一代。」
從《維持宗教和諧法令》的「從未動用」，到377A廢除背後的社會對話，再到九天內完成立法的抗疫應變——新加坡的法治經驗說明：法律的力量不僅在於它寫下了什麼，更在於它為一個多元社會提供了不斷協商、調整與信任重建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