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以国务资政身份出席《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系列丛书发布会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法治本身不是终点，而是一场需要不断投入的“接力赛”。
7月28日，在滨海湾花园举行的新书推介仪式上，李资政指出，我国法律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完整成形，而是在自治与独立后不断演进与强化，逐步形成今天国人所依赖的一整套制度与保障。但今天的挑战已与建国初期截然不同——科技迅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社会规范转变，公众对治理与权利的期望更高，同时也出现更多实体与数码领域的新威胁。
“我们从不把法律改革视为一次过的工作，而是持续推进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必须检视所继承的制度，判断哪些仍然适用，更新或废除不合时宜的部分，并针对新情况制定并执行新法律。”
法律必须回应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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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资政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应当满足四个层面的需求：
第一，回应国家的长期核心需求。在多元种族宗教的社会，和谐共处并非理所当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种族暴动留下深刻教训，促使政府通过政策与法律巩固社会凝聚力。独立后设立的少数权利总统理事会负责审查国会法案，确保不损害少数群体权益；1990年制定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通过预防机制在矛盾升级前加以遏制；国会去年也通过《维持种族和谐法令》，整合并强化政府应对种族问题的能力。
这类法律的意义不只在于惩处，更在于塑造社会规范。《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实施至今从未发出限制令，并非因为没必要，而是因为法律本身的存在，促使宗教团体保持克制、加强对话，为言行负起责任。
第二，应对新兴挑战。迈入数码领域，科技发展带来机遇，也衍生虚假信息、网络骚扰及外来干预等新威胁。2019年实施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POFMA）允许政府针对影响公共利益的虚假陈述迅速作出更正；2021年通过的《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FICA）用于侦测并遏阻外来势力左右我国政治。去年通过的《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以及刚在上月投入运作的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为网络伤害受害者提供更及时的支援与保障。
第三，在危机中迅速响应。立法一般需经过充分研究、咨询与辩论。但面对突发危机时，政府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也须能及时快速地应对。尚穆根资政在推介仪式上透露，第一项冠病疫情相关法案在九天内便完成构思和起草，当时是“全球无先例的创新立法”。该法令在疫情期间八度修订，超过1000亿新元的合同受到该法律框架影响，为数以万计的商业租户、因疫情婚礼被迫延期的新人提供了及时救济。
第四，回应社会规范的变化。李资政以2022年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为例指出，政府在决策前广泛咨询不同群体，在正视社会态度变化的同时，兼顾对婚姻与家庭观念的重视。最终，政府在废除377A的同时修宪，赋予国会界定婚姻制度的权力。
这体现了新加坡法律改革的特点——避免“赢家通吃”，须在不同观点之间求取平衡，以维系社会凝聚力与共同空间。李资政说：“我们不把异议当作需要压制的对象，而是建设性地处理它。我们不把分裂性议题放任成持久的社会裂痕，而是努力守护新加坡人即使持有不同信念，仍能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共同空间。”
法治不仅靠法律，更靠制度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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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资政同时强调，良好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足以确保法治有效运作。“法治不会因为法律条文写入法令或宪法而自然实现，而是必须落实为一个能够执行规则、维持秩序，并支持经济运作的完整体系。”
为此，我国必须具备强大且具公信力的制度——独立、公正且高效的法院体系；依法行事、执法一致的政府机构；以及能够就重大议题进行充分公开辩论，并通过民主程序作出决策的国会。
不过，他更进一步指出：法治最终取决于社会本身。要让法律与制度有效运作，公民、企业、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都必须秉持信任、责任、克制与相互尊重的价值观，并认同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分歧，同时在权利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正是健全法律、强大制度与社会信任三者结合，才使我国法治体系得以良好运作。但他提醒，法治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程。
宪法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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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资政也指出，我国宪法不应随意更动，但也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如其他法律一样，随着社会发展适时修订，为治理、问责及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基础。
我国过去有过几次重要的修宪举措，包括设立集选区制度、推行民选总统制度，以及确保国会中有少数族群代表等。“通过持续修订法律，包括修宪，回应不断变化的需要，我们得以维持一套与时俱进、具备应变能力的法律体系。”
从“继承”到“再造”：法治是留给下一代的活系统
新加坡建国以来，从李光耀时代奠定的“白衣”廉洁原则，到如今面对AI、网络伤害、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全新地形，法治始终是这个岛国的立国之本。
但李资政的演讲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固化过去，而是为了给未来留下调整的空间。
新一代将面对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带来的问责与责任问题、数码科技对既有法律概念的冲击、网络危害与虚假信息、气候变化及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治理难题。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必须强化所继承的法律体系，根据新的现实加以调整，并将一个更新、更完善的制度，传承给下一代。”
从《维持宗教和谐法令》的“从未动用”，到377A废除背后的社会对话，再到九天内完成立法的抗疫应变——新加坡的法治经验说明：法律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写下了什么，更在于它为一个多元社会提供了不断协商、调整与信任重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