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需求端看，我國與新加坡裝配式建築的發展起點不同。裝配式建築最初在新加坡發展時，入住組屋的人口僅占50%左右，有大量建設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我國城市建設的時代已經過去，城市已有大量存量住宅，最初利好新加坡裝配式建築發展的因素在中國已不復存在。
從供給端看，我國建築工人總數依然龐大，出於保障農民工就業的需要，裝配式也難以一蹴而就；且工人收入距新加坡尚有較大差距，裝配式節省的用工成本不夠顯著。減少對外籍勞工的依賴是新加坡裝配式建築扶持政策的重心。外籍勞工成本高且難以管理（此次新加坡新冠疫情便是在外籍勞工宿舍區集中爆發），因此發展裝配式建築在新加坡有節約成本和提高社會穩定性的一舉兩得之效。
反之，在中國，現存農民工數量仍然龐大。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數量長期看雖呈下降趨勢，但在2019年仍有5437萬人，比上年還提高1.4%。普及裝配式住宅、大量減少建築業用工需求與保障農民工就業的目標相衝突，自然無法迅速落地。
而由新加坡的多年實踐和我國的試點工程可知，普通的PC結構建築在縮短工期、節約材料上的效果有限，最大的優勢便是提高工效，減少人工成本。新加坡人工成本一向高昂，而我國建築業農民工收入雖逐年上升，於2019年達4567元/月，但相比新加坡建築工人1570新幣（約合人民幣7850元）的月均收入仍有較大差距。但隨著用工成本提高以及構件的技術水平和標準化率提高，在以2倍係數和0.75倍分別乘以人工與材料費後，裝配化率的提升將不致引起成本的顯著增加。
由上可知，我國目前對裝配式建築的需求不如新加坡當年強烈，供給側裝配式建築的成本優勢尚不顯著，裝配式建築要在全國範圍內達到較高的普及率將是一個隨著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漸進行的長期過程。
02、頂層設計與因城施策並重
新加坡全國面積僅與北京五環內相當，人口僅500萬左右，市場規模有限，方便制定全國統一的政策和具體詳細的技術規範。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氣候、地質條件、經濟水平差異較大，預製構件又有運輸半徑限制，因此採用了頂層設計的指引下，各省市參考國外的發展經驗因城施策的推廣方針。
中央政府自2016年起開始正式由上而下推進裝配式建築。國務院、住建部陸續出台《建築產業現代化發展綱要》、《關於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的指導意見》、《「十三五」裝配式建築行動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十三五」裝配式建築行動方案》明確2020年全國裝配式建築占新建建築的比例需達到15%的同時，對「重點推進、積極推進、鼓勵推進」三類地區分別設定了20%、15%、10%的目標，要求各地加強對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雙向支持力度，利用各種資源和渠道，支持裝配式建築的發展。全國裝配式建築政策性文件的頒布落實給各個省市地區裝配式建築行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各地政府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發展裝配式建築，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奠定了基礎。
而後，全國各地省市已陸續出台百餘項裝配式建築專門指導意見和相關配套措施。北京、天津、浙江等重點推進地區提出，到2020年實現裝配式建築占新建建築面積的比例達到30%以上，高於全國目標；而海南省提出在2020年裝配式建築占比達到50%；在甘肅、寧夏、青海等鼓勵推進地區，由於受到經濟條件和發展基礎的限制，當地政府在發展政策中提出了2020年裝配式建築占新建建築面積的比例達到10%，符合國家發展要求，同時也有效切合了當地實際情況。
在裝配式建築推廣方面，激勵政策主要包括：用地支持、財政補貼、專項資金、稅費優惠、容積率、評獎、信貸支持、審批、消費引導、行業扶持等10個小類。在政策使用比例方面，稅費優惠政策超過90%，其次為用地支持、財政補貼和容積率均超過50%，最後依次是專項資金、信貸支持、行業扶持、審批、評獎、消費引導。
中國裝配式建築發展面臨的環境比新加坡更為複雜，達到新加坡的高裝配率需要一個更長的過程。雖然行業起步晚，但市場容量大，在恰當的政策激勵下前期依然可以維持高增速並帶動預製構件龍頭企業的快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