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對本國應對新冠疫情措施的滿意度在23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九,在亞洲地區則排第七。不同國家的受訪者也看好新加坡和中韓等國,認為這些國家在擺脫疫情後會變得更強大。
4月3日至19日,商業與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與民調公司Toluna,先後對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共1萬2592名年齡介於18歲至80歲的公眾進行問卷調查,從國家政治領導力、企業領導力、社區以及媒體四個方面,測量民眾對各國、各地區處理冠病危機的觀感。
結果顯示,新加坡以48分滿意度與印度尼西亞並列第九,高於平均的45分。排在前八位的依序是中國大陸(85分)、越南(77分)、印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59分)、馬來西亞(58分)、紐西蘭(56分)、中國台灣(50分)、菲律賓(49分)。詳情請參閱:

此外,各國民眾普遍看好亞洲國家在疫情結束後占據更有利地位,歐美等國和伊朗的地位則會相對減弱。新加坡在這一環節獲得的信心投票多達42%。
各國民眾也希望在疫情結束後,六個月內實現全面經濟復甦,推行醫療改革,並更加善用科技,追蹤接觸者。
為何中韓新三國被看好
疫情最先緩和:中韓新三國採取嚴格管制
亞洲是疫情爆發最早的地區,中國在1月份爆發疫情後,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在2月相繼出現了疫情。然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韓國的疫情已經基本穩定,儘管新加坡出現了勞工群體的暴增,但其本土社區感染人群依舊未出現大規模增長,域內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成為歐美等疫情嚴重地區參鑒的對象。
在防疫模式上,中國採取了較為強硬的做法,除了對感染病例實行強制隔離之外,中國政府封鎖了武漢等重要疫區城市、實行企業和工廠全面停工的舉措,以犧牲經濟的巨大代價控制疫情的蔓延。
與中國不同,韓國、新加坡在國內防疫的措施顯得較為溫和,對於境外輸入管制較為嚴格。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新加坡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達到兩萬例,也到了防疫抗疫最為關鍵的時期。疫情爆發以來,新加坡的醫療資源一直備受大家的關注,面對日益緊張的形勢,新加坡的醫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很多人擔心,新加坡的醫療系統會不堪重負。
其實早在3月中旬,新加坡衛生部長顏金勇就表示,如果患者增加會將輕症患者送至隔離地點進行隔離治療。顏金勇說,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有80%的患者為輕微感染,之所以把他們全部留院,一方面是因為病毒爆發初期,大家對這個病毒都不是很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不希望患者四處亂跑,造成社區感染。
而隨著疫情的發展,新加坡衛生部門對於建立社區隔離設施的要求也更為迫切。4月疫情發生第二階段暴發後,新加坡更是直接建起了「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Facebook
新加坡政府先是把位於新加坡東部的白沙職總D』Resort度假村改造成第一個社區隔離設施,並於3月24日開始運作。之後在短短10天內,已將原本住在醫院隔離,但病情早已經好轉,無需接受更多治療的386名病患轉往這一社區隔離設施。
隨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加,新加坡博覽中心(EXPO)被改建成第二個社區隔離設施,讓病情已經好轉,但體內還有病毒的輕症患者出院後在此繼續隔離,直到完全康復才回家。這也是EXPO有史以來第一次用作展覽以外的醫療用途。
此後新加坡勞工群體發生疫情暴發,政府將健康的勞工轉移到海上浮動宿舍,以保障他們的安全。此後更是在六天內,將占地超過四個足球場的新加坡樟宜展覽中心室內展廳改造為擁有2700個床位和近290個隔間的第三個社區隔離設施,並已於4月25日接收首批病患。
對於出入境,新加坡則採取了較為嚴格的管制,比如即將實行的任何國籍的短期訪客禁止入境新加坡或在本地轉機,已經實行的停止所有郵輪停靠本國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並出現呼吸道疾病症狀的旅客,不論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須在關卡接受病毒檢測,並進行14天的「居家隔離」。
由於韓國疫情出現了爆發期,其在國內的防疫舉措上並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韓國也沒有採取大規模的封城的舉措,大部分企業和工廠依舊照常務工,部分地區和企業出現停工狀態。韓國總統文在寅更是對民眾作出承諾,會在兩周之內控制疫情。

在防控疫情的舉措上,三根本毫無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國人口基數和國家民族性的並不相同,這也直接導致他們防疫措施上的差異。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湖北省人口便為5,890萬人,較韓國全國人口還多了六分之一。作為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疫情爆發期又正好是中國春節期間。春運客流是中國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擴散的重要途徑。龐大的人員流動量決定著中國防疫壓力是其他三國無法比擬的。
所以,採取封城、停工、停學是中國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最有效果的措施,但這一手段卻未必適用於日韓新三國。
與中國不同,韓新過去數月人流量不如中國之大、牽涉面積之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以新加坡為例,在中國疫情爆發後,考慮到疫情並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內爆發,只要該國對出現較為嚴重疫情的國家實行嚴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讓外界的病例有大規模的輸入本國的機會,並及時地在國內採取有效的醫療防護措施,這樣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規模擴散的可能。事實上,新加坡的舉措與韓國大邱市嚴辦關口的舉措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而韓國經濟體量和人口基數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在防疫之上也作出了更多舉措,例如擴大了對市民進行核酸檢測,利用手機APP和GPS定位系統及時監控隔離信息,並封鎖了部分地區關卡。
引入高科技防疫:中韓新三國的大數據防疫技術
中國在2月中旬推出健康碼,一周內很快在全國廣泛推廣。這一健康碼通過個人填報和政府後台信息對比,產生紅黃綠三個健康碼:
綠碼者可以通行,紅碼和黃碼者需要自我隔離。
依據中國政府制定的標準,用戶在健康打卡申報信息後,將各自領取到一張碼,該碼隨著用戶每天的狀況提交,也會隨著用戶所處位置區域和健康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在中國的疫情防控過程中,健康碼成為比身份證更加重要的通行證。
具備高密度的視頻攝像機,當中某些具有面部視別技術,除了較易追蹤公民的移動軌跡、出入場所外,面部數據還能綁定其他個人信息:手機、身份證、銀行卡等,為管理部門所用。ka不僅得以追蹤確診患者的足跡,也能透過數據偵測其旅遊史,更能透過攝像機畫面,識別曾與確者患者接觸的其他人員,並借數據共享系統,傳訊告知其曾與確診患者同處一室,有必要進行居家隔離或篩檢。

不僅中國,韓國也在此次防疫中採用了大數據防疫的策略。與中國類似,韓國有著高密度的監控攝像頭,管理部門因此可借資料庫中的移動與錄像數據,生成受感染者的完整移動軌跡,交由政府公布。倘若人民曾到過確診患者出沒的場所,便會在手機上的新冠應用程式收到警訊,同時被通知篩檢。
而在新加坡,疫情暴發後政府嚴格追蹤接觸者,將國家監控與大數據相結合。一旦一個人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新加坡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就開始詳細追蹤患者最近的活動,他們曾去過哪裡,接觸過誰。
政府官員會給那些人打電話,詢問並確認他們是否有任何症狀,以及他們又與誰有過接觸。
為了追蹤接觸者,新加坡還推出了一款名為「共同追蹤」(TraceTogether)的App,並鼓勵全體新加坡人安裝這款應用程式。當該App的用戶彼此靠近或互動時,應用程式會向彼此發送藍牙信號,記錄下相遇的距離和持續時間。該App將這些數據存儲21天,如果用戶受到感染,相關部門可以回訪這些數據。

此外,新加坡還推出了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自5月12日起,全島所有復工場所都得採用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
亞洲各國國民的民族性的差異也是各國防疫模式異同的因素
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強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這也讓中國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較快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理解,並迅速地在各地開展的一大原因。
與中國不同,由於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韓國與新加坡的部分價值觀與歐美國家一致,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兩國既對強硬手段的有所顧慮,而他們各自的民族的特點也對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調適。
例如韓國,該國一開始也如歐美國家一般並沒有非常在意,不少民眾也沒有聽從建議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全國上下表現出了非常大的團結性,無論是在野黨、還是教會,都與政府比較配合,一致對抗疫情,民眾也主動戴口罩,聽從政府的建議和安排,整個國家的價值觀達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這樣的團結性為韓國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強硬手段的情況下,僅用兩周的時間便控制了疫情。
